网络直播频“秀下限” 查处风暴能否遏制利益乱象

　　网络直播频“秀下限”平台淘汰为期不远

　　雷霆查处之外应建黑名单共享机制

　　网络直播中近期出现的各种“秀下限”行为,正在引来监管部门新一轮的严查严处。

　　5月24日,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与文化部传来对网络直播平台的专项整治消息:全国共对十多起网络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进行了刑事立案侦查,关停10家网络表演平台,行政处罚48家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关闭直播间30235间,整改直播间3382间,处理表演者31371人次,解约表演者547人。

　　这场针对网络直播的查处风暴,能否遏制住网络直播自兴起以来就伴随着的乱象?多位专家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执法力度仍显不够,而在政府监管之外,平台责任也亟待落实与加强,黑名单须在平台之间共享,以防止不法主播被封号后另换平台的做法。

　　受人追捧的“热门行业”

　　网络直播,是近两三年快速发展起来的一种互联网新业态,其发展态势可谓是“风生水起”。在一台电脑一个账号就可以成就一个主播的便捷生产方式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与个人参与其中。

　　2016年被称为中国的“网络直播元年”。从这一年开始,我国网络直播出现爆发式增长。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公布的第39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3.44亿,占网民总体的47.1%。

　　网络直播日益成为受人追捧的“热门行业”。据统计,目前整个主播产业的专职和兼职从业人员可能达到400-500万人。主播门槛低、成本小、收益高等,吸引了大量期望“成名”“致富”的草根进入这一行业。

　　越来越多的资本对网络直播投以青睐,直播平台市场日渐繁荣:有以YY为首的传统秀场,有类似映客、花椒的泛娱乐直播,有以斗鱼、熊猫为例的游戏直播。来自大数据平台艾瑞咨询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30家直播平台宣布完成融资,累计融资额突破50亿元。

　　利益裹挟之下的乱象

　　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模式,在利益因素的裹挟之下,网络直播行业出现了诸多乱象。仅近期,就已有多起涉及网络直播的极端事件发生。

　　例如,五一期间,有网络主播自称“躲过故宫看守人员清场,夜宿故宫慈禧太后的寝宫”,制造了一系列悬疑恐怖的氛围,突然间戛然而止的画面更是让人毛骨悚然。然而故宫博物院迅速查明,实际上这不过是一场“闹剧”,直播中的地点不是故宫博物院,而是怀柔的一家影视基地。

　　更为轰动的还有在此之前的“黄鳝门”事件,为了“博眼球”,女主播琪琪直播与黄鳝的“不可描述之事”,一夜爆红。

　　“网络直播是关注度经济、粉丝经济,为了让更多的粉丝关注自己,获得更多打赏,主播是愿意去触碰法律与道德的下限的。”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据他的观察,目前网络直播中至少80%以上的是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的,主播们的学历多不超过高中,大部分都靠炒作、骂人、色情及一些耸人听闻的东西等获取关注。“真正靠才艺,或是对知识的分享,是很少的,这并不符合网络直播应有的分享经济精神。”朱巍说。

　　监管查处呈雷霆之势

　　对于一些网络直播不断挑战法律与道德底线的乱象,监管部门开始出重拳整治。

　　国家网信办今年4月2日发布,“红杏直播”“蜜桃秀”等18款直播类应用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经核查取证后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在应用商店下架并关停这些直播类应用。这些直播类应用缺乏内容安全审核机制,一些主播利用这些平台大肆传播违法违规内容。有的网络主播身着军队警察制服,佩戴军衔警衔臂章等；有的衣着暴露、行为极具挑逗性；有的直播发布私人微信、QQ,诱导粉丝至社交平台进行色情交易等。

　　4月18日,北京市网信办、公安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联合约谈今日头条、火山直播、花椒直播,因上述网站涉嫌违规提供涉黄内容,责令限期整改。其中,火山直播、花椒直播被立案调查,对于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直播发布者,将被移送公安机关查处。

　　5月24日,文化部公布了针对近期网络表演市场内容违规行为多发的问题集中执法检查和专项清理整治情况。其中,就包括督办虚假故宫直播查处工作。

　　同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发布了网络直播平台专项整治进展和案件查办情况,目前,全国共对十多起网络直播平台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进行了刑事立案侦查。

　　平台也须“壮士断腕”

　　一方面是监管部门雷霆之势的严查严处,另一方面是直播平台的“顶风作案”。在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看来,其中原因仍有目前网络直播涉黄执法相对不足的问题。

　　在严格执法的同时,不能忽略的还有加强直播平台的管理责任。根据官方通报,查处的直播平台和推广平台未能有效履行主体责任,在信息审核、应急处置、技术保障等方面存在制度缺失,在直播内容、用户分类管理、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处理公众举报等方面存在重大管理漏洞。

　　作为与主播利益捆绑在一起的平台,“不愿意去管理,因为对于主播在直播过程中所获得的打赏,平台有一半的比例分成。”朱巍说。在他看来,解决之策首先在于落实好相关法律规定。

　　去年12月实施的《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早已对平台的责任予以明确: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落实主体责任,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健全信息审核、信息安全管理、值班巡查、应急处置、技术保障等制度。

　　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网络直播、论坛、微博等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加强从业人员、信息安全、平台用户管理,依法依规提供新闻信息服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从业人员应在取得相应资质,接受专业培训、考核后持证上岗。

　　赵占领说:“身份审核能否落实,关键取决于平台把关是否严格,尤其是不少涉黄直播往往采取更换马甲等多种方式规避监管。对于有意谎报者,甄别难度依然很大。另外,即便在某一平台被封号,涉黄主播也可能更换平台继续色情直播。”

　　专家们均建议强化落实黑名单制。“一个主播被封号了,他根本不怕,到另外一个平台继续赚钱,而且还带走不少粉丝。这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不良效果,所以平台之间应共享黑名单制度。”朱巍说。

　　朱巍表示,互联网直播行业正在转型,转型中将会有大量的淘汰,这种淘汰在一年内应该就会发生。“在转型阶段,平台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能只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应有危机意识。”（本报记者　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