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腹生子：不为人知且乱象丛生的地下代孕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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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生育正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夫妇面临的人生困境——如今平均每六对夫妇中就有一对遭遇不孕不育的危机。日益累积的急切需求下，地下代孕产业在隐秘角落里生根发芽，渐渐发展成了一门规模庞大的生意。

手握重金却难续香火的财富阶层、具备生育能力却收入微薄的贫寒女性、渴求更高物质回报的妇产医护人员，嗅觉灵敏的地下中介捕捉到三者间潜藏的商机，将各方需求对接在一起，构建起了一条以新生婴儿为交易物的地下产业链，并盘踞各方之间，抽取巨额分成。

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周期漫长的灰色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终在各方难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进，期间多有相互猜疑、隐瞒乃至欺骗。爱情、繁衍、财富、欲望、伦理、法律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催生出了一个不为人知且乱象丛生的神秘地下市场。

《智族GQ》编辑前往北京、上海、深圳、武汉等地，遍访地下代孕产业链各个环节，还原隐秘利益链条的运转机制，并尝试去探寻人性在其间发挥着何等作用，又会将其导向何方。

一

陆晓琳不知道她乘坐的七座轿车会开向哪里。眼罩蒙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前排的人收走了她的手机，黑布堵死了车窗上可能透光的缝隙。车里还有三个女人，和陆晓琳一样，她们身陷黑暗，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将去往何处。

陆晓琳看不到其他三人的面孔，却知道她们登上这辆车的缘由，都是为了赚钱。其中一人和她一样，为不孕不育者提供代孕，满足他们借腹生子的心愿。另两人不愿付出十月怀胎的代价，只是出售自己的卵子。几小时后，几颗与陆晓琳并无血缘关系的胚胎将植入她的子宫，十个月后若能顺利生产，她将获得18万元的酬劳，而提供卵子收回孩子的一方，将为此付出七十余万元。

两笔金额间的差价，将落入组织这次行程的代孕中介和医生手中。这是游走于灰色地带不受法律保护的地下代孕交易，车辆驶往京郊一处不可公开示人的手术场所，中介与医生合伙建立的“实验室”。

陆晓琳平日里被叫做“代妈”，而在重金求子的客户面前，中介又把她唤为“志愿者”，“为爱心孕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人”。中介把高额酬劳吸引来的“志愿者”们集中在一起住宿，24小时看管，不准随意外出，不准乱吃东西，不准穿高跟鞋，不准交头接耳，不准跟任何人透露住址。唯一鼓励做的，就是什么都不要做，在八人一间的宿舍里等候移植胚胎的通知。等待的时间或许几天，或许几个月，还有人等了四五年，其间每天只领20元生活费，“这钱别人挣得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挣？”

身处黑暗当中，陆晓琳失去了方位感，也不知时间过去了多久。就在她渐生睡意时，车辆抵达了目的地。摘下眼罩，明晃晃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

相较于与中介长年合作的私立医院，实验室设备更先进，移植成功率更高，但只有中介完全信得过的代妈，才有去这里移植胚胎的资格。代妈们既能帮中介赚取高额利润，也能使其遭受惨重损失，双方关系微妙，往往相互提防。有人怀孕五个月后一走了之，有人收到第一笔佣金随即报警，有人鼓动全宿舍代妈集体“跳槽”到另一家中介。实验室包藏着地下代孕市场最核心的机密，昂贵的医疗设备、违规操作手术的医生、客户提供的胚胎均聚集于此，若是曝光抄查，对借此赢利的人堪称灾难。

很难从外观上察觉到实验室内部的秘密——一栋白色二层别墅，一层是厨房客厅，二层有四个房间，一间用于取卵移植，另三间供代妈们术后休息。院里有游泳池，种菜养鸡，满是生活气息。

陆晓琳觉得自己能来这里，是因为“待的时间长、性格老实好欺负，不惹事”。中介此前已安排她尝试移植四次，无一成功。心想着着比自己晚来的人纷纷怀孕搬进两人一间的公寓，领取客户支付的每月两千元生活费，自己却只能挤在阴暗潮湿的上下铺宿舍里每天领20元，她满心懊恼，反复祈祷这次一定要成。

实验室里有两男两女四名医护人员，陆晓琳觉得一名男医生的脸孔有些眼熟，随口闲聊了几句，果然见过。中介之前为了安全隐蔽，曾送她到山东枣庄一家医院做胚胎移植，当时主刀的医生正是此人。对方说他已辞去当地公职，到北京这家实验室专职做胚胎培育移植。

按照医生安排的手术流程，供卵者在先，代孕者在后。等待期间，护士让陆晓琳不停喝水，喝到膀胱发胀，并且不准上厕所，说为了手术方便，B超看得清楚。

躺上手术台，陆晓琳抬头看了一眼窗户，对面房间摆放着两个冒着冷气的大桶，里面都是冷冻胚胎。医生用金属窥阴器撑开阴道口，在B 超指引下放入胚胎移植管。这是一根极为细小的管子，顶端还有一小段更细且具有弹性的小管。助理递给医生一个连着细小管道的针筒，将胚胎注入了陆晓琳的身体。

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也无痛感，但陆晓琳觉得无比漫长。按照医生的叮嘱，她继续平躺了四个小时。再次蒙眼坐车回到宿舍时，已是傍晚。

胚胎移植后第14天，中介安排陆晓琳到医院抽血检测移植结果。得知成功的消息，她忍不住掉了眼泪，用被子蒙起头努力控制哭声，不让其他代妈听到。距离她来到这家名为爱加国际的代孕中介公司的那天已过去了半年多，她觉得苦日子总算有了到头的时候。

漫长等待，并不只是为了赚取18万元的佣金。她还想借助这笔钱过上踏实安稳的生活，找个好男人，重新拥有一个她曾经拥有过却只能舍弃的孩子。

二

若不是2011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美容院帮人梳头时偶然看到一条电视新闻，当时21岁的陆晓琳命运或许会是另一种走向。新闻讲述的是一位女大学生为赚取五万元酬金投身地下捐卵市场，却因手术事故意外致死。陆晓琳更关注的不是死讯，而是高额酬劳。她模仿节目中的记者上网搜索“北京捐卵公司”，根据检索结果拨通了一个电话号码。

一个东北口音浓重的女人在电话里反复劝说她“抓住赚大钱的机会”——解决来回路费与食宿，从来例假的第二天开始促排卵算起，整个流程12天，就比打工三四年赚的还多。

陆晓琳将信将疑，最终还是难抵诱惑。但等到了北京，事情却成了另一番模样。对方告诉她，捐卵价格取决于学历、身高、长相，五万元是“清华北大高材生”的价格，按她初中学历、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条件，最多只能赚五千元。对方反复鼓动她改做代孕，包吃包住，不到一年就能赚18万。

陆晓琳觉得受了羞辱。尽管对方反复解释代孕不会跟人发生性关系，孩子也不会和她有任何血缘关联，但她仍然觉得是很古怪的事，心里别扭。辛辛苦苦怀胎，可又说跟自己没关系，别人付一笔钱把孩子抱走了，这算怎么回事，和人贩子有什么区别？

类似的疑虑不仅发生在她身上，也存在于交易的另一端。一位曾在地下代孕市场混迹五年的前中介说，他当年多半精力都用于说服客户相信代妈和孩子没有关联。一位南方女客户曾在代妈面前反复问他：我和我老公这么白，她这么黑，生出的孩子皮肤白一块黑一块怎么办？

几番劝说无效，东北女人变了脸色，甩给陆晓琳一张“入职协议”：要么拿200元路费回家打工，要么在这好吃好喝住一年挣18万，哪条路好走，自己看着办。

爱加国际与代孕者签订的“入职协议”

犹豫了一会儿，陆晓琳还是拿过那张表格，依次填写身高、年龄、学历，出生年月、血型、是否结婚、是否生育、生育日期、顺产/剖腹产、例假时间、能否接受双胞胎、能否接受剖腹产等条目，并签上名字。

随着入职申请表一起收走的，还有她的身份证。对方并不掩饰这样做就是为了约束行动自由。为防止代妈怀孕期间中途逃跑，18万元的佣金分五次发放，最多的一笔在生育后支付。在此期间，代妈外出活动需事先申请，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严禁夜不归宿，春节期间也不得外出。

一位代妈因母亲去世申请回家处理丧事，遭遇强硬拒绝。中介说：谁去世也不准回。家里人叫你回去无非是为了分摊费用办丧事，你在这挣钱了，打五万块回去就行，家里人肯定乐意。

宿舍隐蔽在海淀区知春路附近的居民小区里，一套两居室，每间卧室两张上下铺。住了一段时日，陆晓琳才渐渐知道，先以捐卵之名引人过来再说服其转做代孕乃是常态，东北女人也并非这里的专职员工，而是游走于各家代孕中介之间提供代妈资源，每促成一单，抽五千元介绍费。

这是一个时常有人员流动的临时集体，代妈们来自全国各地，习惯不同，性格各异，处理好人际关系不是件容易事。为维持秩序，中介鼓励代妈们相互监督检举，举报者奖励，违规者罚款，例如如果有人逃跑，全宿舍每人罚款五百元，十天不发放零食。陆晓琳性格内向不爱讲话，为躲避是非，她买了一只黄色的玩具狗每天躺在床上发呆，盼着早日领到佣金恢复自由。

事情并不如她预想般顺利。接受移植前，代妈们需注射黄体酮，服用补佳乐，目的是增厚子宫内膜，抑制妊娠子宫的活动，使受精卵植入后产生胎盘。但她连续三个月内膜厚度都达不到移植标准。中介指示她拼命喝豆浆，第四个月终于体检通过，却移植失败，还得了盆腔炎，卧床休息了半个月。

第五次尝试前，公司遭到举报，中介将所有代妈召集在一起开会，宣布转移住宿地点，移植一律暂停。看着五六十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间屋子里，陆晓琳既感到惊讶，也有些心急：她们都能怀上，我为什么不行？

催生出这番带有魔幻色彩情景的，是日益庞大的不育群体积蓄起的急切需求。中国人口协会2009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15％，这意味着平均每六对夫妇中就有一对无法生育。

一对南方中年夫妇婚后七八年间试遍了治疗不孕不育的方法，其间女方遭遇意外，子宫整体切除。万般无奈下，他们选择了去美国加州代孕，终于在女方40岁时有了孩子。

身边有人暗地里议论“孩子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他们觉得这些人完全没有理解他们的难处：“我们这种情况，代孕是唯一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特别为我俩感到骄傲，能坚持到这一步的，都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感情。但凡有一点不合，哪经得起这么多年的煎熬折腾？早离了。”妻子说。

类似的强烈需求催生下，地下代孕产业在隐秘角落里生根发芽，渐渐发展成了一门大生意。一端是手握重金却难续香火的财富阶层，一端是具有生育能力却收入微薄的贫寒女性，另一端是渴求更高物质回报的妇产医护人员。嗅觉灵敏的中介捕捉到三者间潜藏的商机，将各方需求对接在一起，构建起了一条以新生婴儿为交易物的地下产业链，并盘踞各方之间，抽取巨额分成。

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周期漫长的地下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终在各方难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进，期间多有相互隐瞒乃至欺骗。

等待移植期间，陆晓琳常常和四五个代妈一起被叫到中介的办公室，接受客户的询问挑选。谈话双方地位并不对等，客户有权询问代妈的各种私人信息以做出决策，代妈却绝不能打探对方的信息，这是不可触碰的禁忌。一些客户为防止泄露隐私，带着帽子、墨镜与口罩，几乎要把整张脸都盖起来。

然而，代妈们告知客户的，也未必都是实情。每次面对客户前，中介都会叮嘱陆晓琳一套话术，例如虚报例假时间，让客户觉得可以尽快移植。遇上介意年龄的客户，中介还会事先告诉代妈一个年龄，并作好假身份证提供给客户。

经历了重重波折后，陆晓琳终于在第六次尝试移植时怀孕成功。然而一个多月后，她觉得状况有些反常。以往在宿舍里每顿饭只吃一碗面条，移植后却要吃两三碗，并且吃完一小会儿就又开始发饿，心慌头晕，腰部胀痛，浑身出虚汗。

曾经的生育经历让她觉得，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