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
题:从“没人管”到“有人干”——北京创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启示录(下)
新华社记者乌梦达、李嘉瑞、樊攀
自北京试点“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以来,北京市委明确提出,“吹哨报到”要把是否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
采访中,群众反映:现在,党员干部走街串巷、进门入户的脚步多了,机关化倾向少了;百姓的笑脸多了,牢骚话少了;家门口小事办得越来越多了,遗留问题越来越少了。
多年顽疾“哨响”解决
“8年的违建,终于拆掉了。”回忆起拆除时的情景,北京市丰台区马连道欣园东路的居民范大妈连说三个“没想到”。范大妈指着路北侧的空地说,这原来是一座二层“公寓楼”,大家都知道是违法建设,但一直就是没人管。
这处“公寓楼”2012年建成,里面被分割成108个房间,长期租住近300人,安全隐患突出。当地居民举报过多次,违建始终“屹立”。
一直拆不动,是因为它刚好“骑”在丰台区和西城区的交界线上。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工委副书记蒋天策指着当年的照片告诉记者,拆除要协调两个区的多个部门,难度不小。
“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工作机制启动后,今年5月,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吹响了“跨区联合哨”。西城区广外街道来“报到”了,两区相关的执法部门也来“报到”了,困扰当地居民多年的顽疾被合力解决。
目前,“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已经在北京169个街乡进行了试点,下一步将全面推开。
拼版照片上图为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达智桥胡同,“吹哨报到”机制实施前,整条胡同脏乱多年(2015年5月28日摄);下图为达智桥胡同在实施“吹哨报到”机制后,整条胡同整治改造一新(2018年摄)。 自北京试点“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以来,北京市委明确提出,“吹哨报到”要把是否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 采访中,群众反映:现在,党员干部走街串巷、进门入户的脚步多了,机关化倾向少了;百姓的笑脸多了,牢骚话少了;家门口小事办得越来越多了,遗留问题越来越少了。 新华社发
“吹哨”解决新问题新矛盾
在运用“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时,不少街乡根据区域特点和群众实际需求,因地制宜解决问题。
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属于城乡接合部,由于初期规划不完善,近年来出现了群租严重、环境脏乱、乱停车等问题。当地政府通过“吹哨”,让住建、公安、综治等部门“报到”,形成每日巡查、每周会商的机制。
地处首都核心区“红墙”边上的西长安街街道,每到早晚高峰,交通拥堵问题突出。西城区西长安街街道办事处主任桑硼飞介绍,他们通过路面的智能相机,对路口进行人、车、路的实时图像分析,以大数据指导精准“吹哨”,请交通、交管等部门来“报到”,实现对红绿灯的实时控制。
“吹哨报到”还成为基层解决新问题的好办法。达智桥胡同位于西城区广内街道,通过街巷长吹哨,环境变好了。但新问题又来了,今年夏天每逢雨天,井口总会堵塞积水。街巷长高波得知后,迅速在“广内街道应急处置群”微信群内“吹哨”,相关的区城管委、市政、排水部门立刻赶到现场,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今年,西城区万明园社区消灭了一处新生违建,从巡视发现到告知、拆除,一共只用了6小时;阜外东社区“五一”期间及时制止了一起开墙打洞反弹行为。
在达智桥住了一辈子的韩宝森大爷感叹:“以前碰见事儿,找谁都没人管,现在一‘吹哨’,问题很快搞定。”
拼版照片上图为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太平桥200号院,在“吹哨报到”机制实施前,出租大院存在多年(2016年8月22日摄);下图为太平桥街道太平桥200号院,在“吹哨报到”机制实施后,原来的出租大院经过整治变身社区便民店(2018年11月5日摄)。新华社发
“吹哨”激活社区“神经末梢”
在北京市多个街道、乡镇采访的时候,基层工作人员经常向记者提到一个名词——“吹哨率”。
他们表示,“吹哨率”不可太低,也不可太高。如果低了,说明这个机制没起作用;如果高了,说明日常机制出了问题,“报到”部门可能出现疲于奔命、应付的情况。“吹哨”应该主要用于重点、难点问题。
北京市委明确提出,“吹哨报到”要把是否解决了问题、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各区要强化主体责任,真正把“吹哨报到”抓在手上,力戒形式主义,不断提升改革实效。
不仅如此,北京还在努力把“最后一公里”向下延伸。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强调,要推进“吹哨报到”向社区延伸。群众身边的事基本在社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区。要以健全完善机制为突破口,激活社区这个“神经末梢”。
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在全部22个社区挂牌成立了综合治理工作站,将改革触角向社区延伸;丰台区方庄地区正尝试把这一机制落实到社区和地区办事处一级,探索“吹哨报到”机制的二级体系。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彤军表示,群众的诉求就是“哨声”,只要围着问题转、围着群众转,就一定能把群众家门口的事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