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长又怒了：一个企业审批一年 要是我早走了！
原标题：省长又怒了
6月13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李克强在会上要求，今年各地区各部门要针对烦扰群众的证明和手续摸清情况有力作为，四类“烦民”的证明和手续——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的，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
其后，各省份也都召开了“放管服”相关会议，云南省政府就在6月13日当天，召开会议落实国务院会议精神。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在云南省的这次会议上，省长阮成发怒了，痛批厅局办中介机构乱收费乱发福利。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时，阮成发脱稿重点讲了两个问题：提高认识、增强云南“放管服改革”的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壮士断腕推动“放管服改革”在云南落地生根。
阮成发说，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对于企业和群众来说，法无禁止即许可即自由，“政府办事人员不要设卡人为制造矛盾”。他举例说，在滇中某地区，一个企业完成投资审批要一年时间，“我要是投资商早走了”。
他谈到了云南的政商环境，“云南有些地方的政商关系，要么太'紧密'官商勾结，要么'老死不相往来'，亲和清做得都不好。”他说，政府官员不能有“官本位”思想，要营造尊重企业家的氛围，“企业家是'老大'，产业才是第一位的”。
他还在会上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云南推动“放管服改革”的迫切性——个别委、办、厅、局下属、相关的中介机构有十多家。阮成发问道：“你搞那么多中介机构，无非是安排人、收管理费，现在你收了费干什么？还敢乱发福利吗？”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可查询到的公开报道显示，这是阮成发去年12月担任云南代省长（今年1月任云南省长）以来，第二次“发怒”。
第一次“发怒”是在今年2月10日，云南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上。
这次会议召开前，云南发生了“丽江女游客被打毁容”事件。会议的第三个议题就与整治旅游乱象有关，听取“整治旅游市场乱象，促进云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工作汇报。
春节前，云南省副省长陈舜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暗访了旅游市场，遭遇“一对一”强迫购物。就“丽江女游客被打毁容”事件，他还带队到丽江进行处置。他在会上发言说，旅游市场整治的重点有三个：所有不合理低价游产品下架；切断行业灰色利益链条；建立完善行业服务规范。
“陈舜同志都去暗访了，余繁去暗访过吗？”阮成发问到，余繁是云南省旅发委主任。
“去过，不过他们大都认识我，效果不明显”，余繁答。
阮成发表示，出个事要副省长出动，“杀鸡用牛刀”。要强化州市和县级政府责任，属地管理，在基层的省属企业要服从地方行业管理，老出问题的地方要全省通报。“有些购物店之所以那么嚣张，为什么就关不掉呢？背后有人吧”，“对于造成恶劣影响的购物店，工商、公安甚至纪检部门要去查查。”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到云南前，阮成发一直在湖北工作，从2007年12月开始，先后担任武汉市长、武汉市委书记。在武汉，阮成发因不合理现象发怒、痛批的次数更多，公开报道至少不下四次。
第一次是2008年12月，在武汉市政府常务会上，时任武汉市长阮成发谈到了武汉的地名，“武汉竟然有条'黄泉路'，这样的路，谁还敢走？！”“武汉有些路名取得太没水平！”
他当时强调，武汉地名乱起名、滥用名的现象必须好好管一管了。
第二次是2009年1月，在全市经济工作会上，因个别政府部门执行力不佳，时任武汉市长阮成发“发火了”，“我回武汉工作，曾表态尽量不发脾气，但有些部门一碰到问题和矛盾就说不行，一二三四五不行，六七八九十也不行，那还要你这个部门干什么！”
他当时表示，2009年起政府将按“大部门制”推行机构改革，几个部门合在一块，这对改善政府执行力是个机遇。他期待干部养成“马上就办”、“有诉必复”的好习惯，“看准的事一抓到底，而且要抓出成效！”
第三次是2009年7月，在武汉全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时任武汉市长阮成发痛斥了前不久武汉市发生的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
“住着200多平方米的'豪宅'，居然还在申请经济适用房！可见，经济适用房弄虚作假的现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当时说，经济适用房“六连号”和出租车套牌事件，都和“内鬼”有关。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串通、勾结社会不法分子，利用管理职权进行权钱交易，影响十分恶劣，对政府公信力和城市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
第四次是2013年2月，在武汉全市反腐倡廉暨深化治庸问责工作会议上，阮成发痛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要求下决心解决好“批条子”问题，“如果办事靠'批条子'，这个社会就没有公平可言，就没有希望了！”
在这次会上，阮成发还谈到了武汉市公交集团原董事长迟旭东案。2015年4月，迟旭东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受贿金额近千万元。从迟旭东受贿案中，挖出武汉公交系统内职务犯罪案件21件23人，挽回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
阮成发当时表示，“实在是胆大妄为！”“公交集团很困难，公交司机待遇很低，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他们单位的'一把手'领导竟然敢这样贪财，司机们该怎么想？这样的干部能不处理吗？”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王姝校对郭利琴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时，阮成发脱稿重点讲了两个问题：提高认识、增强云南“放管服改革”的紧迫感；坚持问题导向，壮士断腕推动“放管服改革”在云南落地生根。
阮成发说，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而对于企业和群众来说，法无禁止即许可即自由，“政府办事人员不要设卡人为制造矛盾”。他举例说，在滇中某地区，一个企业完成投资审批要一年时间，“我要是投资商早走了”。
他谈到了云南的政商环境，“云南有些地方的政商关系，要么太'紧密'官商勾结，要么'老死不相往来'，亲和清做得都不好。”他说，政府官员不能有“官本位”思想，要营造尊重企业家的氛围，“企业家是'老大'，产业才是第一位的”。
他还在会上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云南推动“放管服改革”的迫切性——个别委、办、厅、局下属、相关的中介机构有十多家。阮成发问道：“你搞那么多中介机构，无非是安排人、收管理费，现在你收了费干什么？还敢乱发福利吗？”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可查询到的公开报道显示，这是阮成发去年12月担任云南代省长（今年1月任云南省长）以来，第二次“发怒”。
第一次“发怒”是在今年2月10日，云南省政府第106次常务会议上。
这次会议召开前，云南发生了“丽江女游客被打毁容”事件。会议的第三个议题就与整治旅游乱象有关，听取“整治旅游市场乱象，促进云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工作汇报。
春节前，云南省副省长陈舜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暗访了旅游市场，遭遇“一对一”强迫购物。就“丽江女游客被打毁容”事件，他还带队到丽江进行处置。他在会上发言说，旅游市场整治的重点有三个：所有不合理低价游产品下架；切断行业灰色利益链条；建立完善行业服务规范。
“陈舜同志都去暗访了，余繁去暗访过吗？”阮成发问到，余繁是云南省旅发委主任。
“去过，不过他们大都认识我，效果不明显”，余繁答。
阮成发表示，出个事要副省长出动，“杀鸡用牛刀”。要强化州市和县级政府责任，属地管理，在基层的省属企业要服从地方行业管理，老出问题的地方要全省通报。“有些购物店之所以那么嚣张，为什么就关不掉呢？背后有人吧”，“对于造成恶劣影响的购物店，工商、公安甚至纪检部门要去查查。”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到云南前，阮成发一直在湖北工作，从2007年12月开始，先后担任武汉市长、武汉市委书记。在武汉，阮成发因不合理现象发怒、痛批的次数更多，公开报道至少不下四次。
第一次是2008年12月，在武汉市政府常务会上，时任武汉市长阮成发谈到了武汉的地名，“武汉竟然有条'黄泉路'，这样的路，谁还敢走？！”“武汉有些路名取得太没水平！”他当时强调，武汉地名乱起名、滥用名的现象必须好好管一管了。
第二次是2009年1月，在全市经济工作会上，因个别政府部门执行力不佳，时任武汉市长阮成发“发火了”，“我回武汉工作，曾表态尽量不发脾气，但有些部门一碰到问题和矛盾就说不行，一二三四五不行，六七八九十也不行，那还要你这个部门干什么！”
他当时表示，2009年起政府将按“大部门制”推行机构改革，几个部门合在一块，这对改善政府执行力是个机遇。他期待干部养成“马上就办”、“有诉必复”的好习惯，“看准的事一抓到底，而且要抓出成效！”
第三次是2009年7月，在武汉全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时任武汉市长阮成发痛斥了前不久武汉市发生的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件。
“住着200多平方米的'豪宅'，居然还在申请经济适用房！可见，经济适用房弄虚作假的现象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当时说，经济适用房“六连号”和出租车套牌事件，都和“内鬼”有关。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串通、勾结社会不法分子，利用管理职权进行权钱交易，影响十分恶劣，对政府公信力和城市形象造成了巨大损害。
第四次是2013年2月，在武汉全市反腐倡廉暨深化治庸问责工作会议上，阮成发痛批领导干部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要求下决心解决好“批条子”问题，“如果办事靠'批条子'，这个社会就没有公平可言，就没有希望了！”
在这次会上，阮成发还谈到了武汉市公交集团原董事长迟旭东案。2015年4月，迟旭东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其受贿金额近千万元。从迟旭东受贿案中，挖出武汉公交系统内职务犯罪案件21件23人，挽回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
阮成发当时表示，“实在是胆大妄为！”“公交集团很困难，公交司机待遇很低，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他们单位的'一把手'领导竟然敢这样贪财，司机们该怎么想？这样的干部能不处理吗？”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王姝校对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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