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桃江肺结核事件：疾控部门、涉事学校校长回应质疑
桃江四中校长：没有刻意隐瞒疫情
该县疾控中心主任助理曾胜达称，三个原因导致肺结核疫情暴发，8月份开始筛查工作
湖南桃江四中多名学生感染肺结核事件被曝光后，多位学生与学生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早在2016年7月班中便出现了疑似患有肺结核的学生，随后，从2017年1月开始，陆续有学生确诊肺结核，直到8月，学校和县疾控中心才开始对学生进行集中筛查，此后桃江四中多名学生感染肺结核一事才被家长和学生明确知晓。
11月18日，针对学生及家长质疑学校和疾控中心瞒报病情导致学生大范围感染，在检测、治疗以及防护中存在的疑惑，新京报对话了桃江县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曾胜达和桃江四中校长杨宇。
桃江县疾控中心主任助理曾胜达：
三个原因导致疫情暴发
昨日，曾胜达表示，学生最初就诊的时候隐瞒了身份，于是疾控中心把学生当作社会上一般的人，没有去大规模彻查。
“最早1月24日就有确诊病例”
新京报：疾控中心是怎么发现桃江四中的学生感染了肺结核？
曾胜达：有一个同学7月26日到我们这里来看病，过来看病的时候刚好看到他两个同学来复诊，碰到后挺热闹的，他们有交谈，听他们谈的那些事情，我一听就不太对劲，全部是学校的事情。然后一问，他们首先是否认，后来一名同学比较老实，所以我们才大概掌握了这个学校是有学生得了结核病了。
11月17日，湖南桃江四中364班。新京报记者 摄
新京报：发现之后，跟学校沟通了吗？
曾胜达：刚开始还没有，我们对这个事情要核实下，又查出了两个，也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一个是2月来的，一个是4月来的，这两个学生当时也隐瞒了身份。
我给后来查到的两个学生打电话，是家长接的，她不跟我聊，说我孩子在吃药，不跟你聊。但我们还是通过乡镇卫生院，得到了证实。
新京报：学校作为传染病防止的重点场所，为什么没有提前监测到？
曾胜达：如果当时学生在开始的时候没有隐瞒身份，那我们可能会采取很多的措施。正因为他们隐瞒了身份，我们把他们当作社会上一般的人，就没有去大规模彻查。
后来我们跟卫生监督执法局了解到，学校这些学生出来看病，跟老师请假都以“感冒”“胃痛”这些作为理由，所以老师也没掌握到学生的具体情况，就是这些原因导致。
新京报：最早一例确诊是什么时候？
曾胜达：至少第一个就是1月24日确诊那个，当时隐瞒了身份。因为他隐瞒身份了，我们不知道他是学生，就没有开休学证明。
复学后跟踪监控：一天一电话，一周一上门
新京报：7月26日发现是学生后，为什么当时没有公布疫情的数据，因为根据防疫法规定，公共安全事件应当及时公开。
曾胜达：我们只能是发现实例以后报县政府，县政府宣布，把这个定为重大疫情，但具体的数字，县里面，包括市里面都不能对外公布的，对外公布一定要通过省人民政府，通过他们同意，在省疾控中心，每个月有个疫情通报，那就对外公开了。
新京报：通报说11月10日有些学生拿到了复学证明，这个复学证明是哪儿开呢？
曾胜达：复学证明就是我们这儿开。已经开了五十个。
新京报：达到什么程度可以开复学证明？
曾胜达：一般是两个月的强化性治疗，然后连续两到三次查痰是阴性，还有复查胸片，病灶收缩很明显，就可以复学了。
新京报：复学以后你们有没有对这些学生做一个追踪的监控？
曾胜达：有。不是每天。乡镇一级有公共卫生服务，有公卫医生，他们组织乡村医生去完成。
记录是这样的，因为疗程是六个月，我们委托他们全程观察，乡镇在这六个月之内至少要跟患者联系五次，乡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要联系11次。
现在疫情出来了，根据国家规定的工作指南，我们有改变，现在是一天一电话，一周一上门。
新京报：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曾胜达：九月底吧，九月底下发的文件。
结核杆菌感染了并不会马上发病
新京报：为什么这次会有那么多的病例出现，原因究竟是什么？
曾胜达：首先这么多病例有个客观的原因，就是他们这个班的学生确实比较多，每个班人越多，得病的肯定就越多。
还有就是，前面说到那些学生隐瞒了身份，仍然在学校里面待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们一个教室装了四台空调，肯定不通风(不开窗)。基本上，上面这三个原因导致了暴发。
新京报：8月就启动了预案，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病例出现？
曾胜达：我们是在8月开始筛查工作，他们肯定是在八月份之前(就得病了)，他们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在一起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结核杆菌，基本上有一个月的时间，就都能感染上。但是感染了，并不会马上发病，它是在各种原因引起的免疫力降低的时候，才会发病。
新京报：就是说疾控中心在启动预案之前，这些人是没发病，但是都感染了吗？
曾胜达：我跟我们科室的人，接触的结核病人是相当多，但是没发病。哪一天我身体抵抗力下降，肯定也有发病的可能。做我们这行的也有发病的。
桃江四中校长杨宇：
“8月3日学校才知肺结核疫情”
杨宇在接受采访时对一些传言进行了澄清，他表示知道情况后，就对学生进行检查。同时他也否认自己说过“不死人不放假”的话。
8月10日开始进行筛查
新京报：最早什么时候知道有学生患病的？
杨宇：8月3日。桃江县疾控中心通知，怀疑去疾控中心就诊的学生是我们学校的，我们通过学籍号、身份证号，查实这些学生是我们学校的，从8月10日开始，进行筛查。
新京报：后来筛查出多少？
杨宇：到现在29例确诊的，5例疑似的，38例预防性服药的。
新京报：知道患有结核病之后采取了哪些措施？
杨宇：第一个是8月10日到19日，我们就对所有的学生、教师，还有一部分家长，进行了结核抗体筛查，对364班全部师生进行了痰涂片和心片检查。再就是8月27日到31日，对全校师生进行了PPD检查，结果呈阳性的师生，再进一步进行CT和痰涂片的检查。11月7日、8日，又对364班的学生进行了CT筛查。到现在，确诊29例、5例疑似、38例预防性服药。
发生这件事以后，学校加强了卫生工作。我们安排了一批人，每天对整个学校，学习、生活、上课的地方，进行消毒、通风；再一个是对学生进行晨检和午检，看学生有没有什么症状，有没有咳嗽的、体温高的。
新京报：谁来做这个事情？以前有吗？
杨宇：班主任。每个班都做。以前是单向的，就是班主任检查，如果有特殊症状的，报告学校，然后送医院再检查。现在是双向的，班主任检查，学校里还有专人到每个班检查。
不只是我们学校，整个全县的学校都要进行晨检和午检。
新京报：那为什么不是学校先发现结核病的？
杨宇：我们学校的老师是负责教学的，我不能鉴定这个学生有没有结核病，是吧？
有学生确诊后仍在上课
新京报：8月3日那一例是什么时候在疾控中心检查的？
杨宇：后来疾控中心告诉我们，那个同学是1月24日做的检查。
新京报：那他是不是一直在学校上课？
杨宇：8月3日，我知道时他是在上课。
新京报：疾控中心反映前，家长有没有跟学校沟通过相关事情？
杨宇：没有。因为他们告诉学校的话肯定要休学，也不能告诉别人，因为这是隐私。
新京报：当时你心里怎么想的？怎么应对这个事情？
杨宇：我们知道以后就马上派人对这个班进行筛查了。8月份筛查后到8月31日，就已经有66例了，这个病潜伏期这么长，不是说学校里面让它去扩散了。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停课？
杨宇：每一步检查都要几天时间才能出结果，不是说随便做个血检就说明你有，而是通过系列的检查，
检查完以后放假了。
新京报：我们从家长那边了解到，当时至少有8个364班确诊的孩子中途转到了其他班里，家长说是学校这边安排的？
杨宇：364班到其他班级的有，因为这是一个文科优生班，和普通班之间是有流动的。文科优生班和普通班之间是双向流动的，成绩差的就下来了。不是说这次检查出来以后，就把他们安排到哪一个班去。
新京报：家长和学生都质疑学校是为了升学率和下年的招生隐瞒疫情。
杨宇：桃江四中是一个市级的示范学校，而不是省级的，我们今年的高考在全市排在第四位，很多省级示范学校在我们后面，你说我们需要这样做吗？不愁招生。
“没说过不死人不放假”
新京报：学生家长拿到一个名单，上面写着“已复学”，但有一个学生后面写着“已复学”，其实还在家里？
杨宇：这个是根据疾控中心的复学证明，开了证明就跟他保持联系，一天一个电话，孩子根据身体情况，能来学校了，愿意到原班就到原班，愿意到小班就去小班。
没来上学是因为个体差异。10月10日，县长到学校和学生家长见面，答复了他们的一些诉求。比如医药费全额报销，疾控中心医保所亲自在学校办公，治疗6个月的补助3000元、治疗9个月的补助5000元。
新京报：网上有说法是，家长要求放假学校不同意，校长说“不死人，就不放假”？
杨宇：我1989年参加教育工作，2000年开始当校长，到这个学校1年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校长能说这样的话吗？人民教师能说这样的话吗？我对得起良心，没有说这个话。
新京报：家长跟学校沟通时提出了什么要求？
杨宇：我提出来进行同步网络教学，不影响孩子课程。他们提出家里没有电脑，要求学校配电脑、牵网线，我说行，就把学校的办公电脑给他们了。
记者 高敏 曾金秋 实习生杨雨奇 周小琪 肖勇刚
11月17日，湖南桃江四中364班。新京报记者 摄
新京报：发现之后，跟学校沟通了吗？
曾胜达：刚开始还没有，我们对这个事情要核实下，又查出了两个，也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一个是2月来的，一个是4月来的，这两个学生当时也隐瞒了身份。
我给后来查到的两个学生打电话，是家长接的，她不跟我聊，说我孩子在吃药，不跟你聊。但我们还是通过乡镇卫生院，得到了证实。
新京报：学校作为传染病防止的重点场所，为什么没有提前监测到？
曾胜达：如果当时学生在开始的时候没有隐瞒身份，那我们可能会采取很多的措施。正因为他们隐瞒了身份，我们把他们当作社会上一般的人，就没有去大规模彻查。
后来我们跟卫生监督执法局了解到，学校这些学生出来看病，跟老师请假都以“感冒”“胃痛”这些作为理由，所以老师也没掌握到学生的具体情况，就是这些原因导致。
新京报：最早一例确诊是什么时候？
曾胜达：至少第一个就是1月24日确诊那个，当时隐瞒了身份。因为他隐瞒身份了，我们不知道他是学生，就没有开休学证明。
复学后跟踪监控：一天一电话，一周一上门
新京报：7月26日发现是学生后，为什么当时没有公布疫情的数据，因为根据防疫法规定，公共安全事件应当及时公开。
曾胜达：我们只能是发现实例以后报县政府，县政府宣布，把这个定为重大疫情，但具体的数字，县里面，包括市里面都不能对外公布的，对外公布一定要通过省人民政府，通过他们同意，在省疾控中心，每个月有个疫情通报，那就对外公开了。
新京报：通报说11月10日有些学生拿到了复学证明，这个复学证明是哪儿开呢？
曾胜达：复学证明就是我们这儿开。已经开了五十个。
新京报：达到什么程度可以开复学证明？
曾胜达：一般是两个月的强化性治疗，然后连续两到三次查痰是阴性，还有复查胸片，病灶收缩很明显，就可以复学了。
新京报：复学以后你们有没有对这些学生做一个追踪的监控？
曾胜达：有。不是每天。乡镇一级有公共卫生服务，有公卫医生，他们组织乡村医生去完成。
记录是这样的，因为疗程是六个月，我们委托他们全程观察，乡镇在这六个月之内至少要跟患者联系五次，乡村医生在这个过程中至少要联系11次。
现在疫情出来了，根据国家规定的工作指南，我们有改变，现在是一天一电话，一周一上门。
新京报：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曾胜达：九月底吧，九月底下发的文件。
结核杆菌感染了并不会马上发病
新京报：为什么这次会有那么多的病例出现，原因究竟是什么？
曾胜达：首先这么多病例有个客观的原因，就是他们这个班的学生确实比较多，每个班人越多，得病的肯定就越多。
还有就是，前面说到那些学生隐瞒了身份，仍然在学校里面待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他们一个教室装了四台空调，肯定不通风(不开窗)。基本上，上面这三个原因导致了暴发。
新京报：8月就启动了预案，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病例出现？
曾胜达：我们是在8月开始筛查工作，他们肯定是在八月份之前(就得病了)，他们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在一起待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结核杆菌，基本上有一个月的时间，就都能感染上。但是感染了，并不会马上发病，它是在各种原因引起的免疫力降低的时候，才会发病。
新京报：就是说疾控中心在启动预案之前，这些人是没发病，但是都感染了吗？
曾胜达：我跟我们科室的人，接触的结核病人是相当多，但是没发病。哪一天我身体抵抗力下降，肯定也有发病的可能。做我们这行的也有发病的。
桃江四中校长杨宇：
“8月3日学校才知肺结核疫情”
杨宇在接受采访时对一些传言进行了澄清，他表示知道情况后，就对学生进行检查。同时他也否认自己说过“不死人不放假”的话。
8月10日开始进行筛查
新京报：最早什么时候知道有学生患病的？
杨宇：8月3日。桃江县疾控中心通知，怀疑去疾控中心就诊的学生是我们学校的，我们通过学籍号、身份证号，查实这些学生是我们学校的，从8月10日开始，进行筛查。
新京报：后来筛查出多少？
杨宇：到现在29例确诊的，5例疑似的，38例预防性服药的。
新京报：知道患有结核病之后采取了哪些措施？
杨宇：第一个是8月10日到19日，我们就对所有的学生、教师，还有一部分家长，进行了结核抗体筛查，对364班全部师生进行了痰涂片和心片检查。再就是8月27日到31日，对全校师生进行了PPD检查，结果呈阳性的师生，再进一步进行CT和痰涂片的检查。11月7日、8日，又对364班的学生进行了CT筛查。到现在，确诊29例、5例疑似、38例预防性服药。
发生这件事以后，学校加强了卫生工作。我们安排了一批人，每天对整个学校，学习、生活、上课的地方，进行消毒、通风；再一个是对学生进行晨检和午检，看学生有没有什么症状，有没有咳嗽的、体温高的。
新京报：谁来做这个事情？以前有吗？
杨宇：班主任。每个班都做。以前是单向的，就是班主任检查，如果有特殊症状的，报告学校，然后送医院再检查。现在是双向的，班主任检查，学校里还有专人到每个班检查。
不只是我们学校，整个全县的学校都要进行晨检和午检。
新京报：那为什么不是学校先发现结核病的？
杨宇：我们学校的老师是负责教学的，我不能鉴定这个学生有没有结核病，是吧？
有学生确诊后仍在上课
新京报：8月3日那一例是什么时候在疾控中心检查的？
杨宇：后来疾控中心告诉我们，那个同学是1月24日做的检查。
新京报：那他是不是一直在学校上课？
杨宇：8月3日，我知道时他是在上课。
新京报：疾控中心反映前，家长有没有跟学校沟通过相关事情？
杨宇：没有。因为他们告诉学校的话肯定要休学，也不能告诉别人，因为这是隐私。
新京报：当时你心里怎么想的？怎么应对这个事情？
杨宇：我们知道以后就马上派人对这个班进行筛查了。8月份筛查后到8月31日，就已经有66例了，这个病潜伏期这么长，不是说学校里面让它去扩散了。
新京报：为什么没有停课？
杨宇：每一步检查都要几天时间才能出结果，不是说随便做个血检就说明你有，而是通过系列的检查，
检查完以后放假了。
新京报：我们从家长那边了解到，当时至少有8个364班确诊的孩子中途转到了其他班里，家长说是学校这边安排的？
杨宇：364班到其他班级的有，因为这是一个文科优生班，和普通班之间是有流动的。文科优生班和普通班之间是双向流动的，成绩差的就下来了。不是说这次检查出来以后，就把他们安排到哪一个班去。
新京报：家长和学生都质疑学校是为了升学率和下年的招生隐瞒疫情。
杨宇：桃江四中是一个市级的示范学校，而不是省级的，我们今年的高考在全市排在第四位，很多省级示范学校在我们后面，你说我们需要这样做吗？不愁招生。
“没说过不死人不放假”
新京报：学生家长拿到一个名单，上面写着“已复学”，但有一个学生后面写着“已复学”，其实还在家里？
杨宇：这个是根据疾控中心的复学证明，开了证明就跟他保持联系，一天一个电话，孩子根据身体情况，能来学校了，愿意到原班就到原班，愿意到小班就去小班。
没来上学是因为个体差异。10月10日，县长到学校和学生家长见面，答复了他们的一些诉求。比如医药费全额报销，疾控中心医保所亲自在学校办公，治疗6个月的补助3000元、治疗9个月的补助5000元。
新京报：网上有说法是，家长要求放假学校不同意，校长说“不死人，就不放假”？
杨宇：我1989年参加教育工作，2000年开始当校长，到这个学校1年多，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校长能说这样的话吗？人民教师能说这样的话吗？我对得起良心，没有说这个话。
新京报：家长跟学校沟通时提出了什么要求？
杨宇：我提出来进行同步网络教学，不影响孩子课程。他们提出家里没有电脑，要求学校配电脑、牵网线，我说行，就把学校的办公电脑给他们了。
记者 高敏 曾金秋 实习生杨雨奇 周小琪 肖勇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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