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教育体制改革：唯分数、唯升学等现象需破除
给孩子的书包减减重，给教师的考核松松绑
丈量教育，标尺如何定(解码·教育体制改革①)
制图：郭祥
开栏的话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我国持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一年，也是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成熟的一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扩大教育开放四点要求。
今天起，本版推出“解码·教育体制改革”系列报道，从总书记的要求出发，展示教育体制改革向高质量迈进的实践，探讨其间的瓶颈与不足。2019年，教育界深化改革的故事，将朝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方向继续书写。
“五唯”现象需破除，多元发展是方向
本报记者 赵婀娜 程远州
周五下午，武汉一所省级示范小学。于先生接三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同时接回了周末任务：“这两张练习题是老师留的，这5张卷子是家长委员会在微信群里发的……”
去年8月底，教育部明确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于先生说，学校布置的作业有所减少，但家长委员会迅速补位，“不按时交的就在微信群中通报，老师也认可这些做法”。
面临着类似“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窘境的孩子还有不少。记者在武汉市武昌区、江岸区7所小学调研发现，去年9月以来，一、二年级学生作业有明显减少的学校只有一所，有些甚至采用了让学生互相布置、批改作业，让家长有选择地认领作业等“创新”之举。一些老师坦言，布置作业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学生的成绩又是考核老师教学质量最为重要的指标。“孩子、家长、老师都累，但如果不布置，马上又会有家长来要作业。”武汉市武昌区一所小学教语文的李老师也很无奈。
这些做法并非孤例。一段时间以来，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学校的教育质量观和家长的成才观中，唯分数、唯升学的倾向仍比较强烈。有的地方教育部门最关心的是升学率指标能否实现，而因为高考成绩下滑，教育局长和校长被撤职的消息时有出现；有的地方教育部门只用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来评价学校的好坏优劣；有的学校将一切活动都围着考试分数转；有的家长简单认为，孩子成才的标准就是能够考出高分、升入名校，否则就是家庭教育的失败……
在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党委书记郭军看来，重建校园绿色生态的关键，在于用多把尺子鼓励多元发展，追求“成长大于成绩”的教育价值观。“客观地讲，家长、学生关注分数，地方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关注升学率，本身似乎合乎情理。但仅仅满足于‘分数’和‘升学’甚至将其当作教育的唯一目标，则明显存在偏颇。”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汪明分析道。
唯分数、唯升学的“紧箍咒”困扰着孩子。而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现象在中小学和高校同样突出。
此前，清华大学叶肖鑫有11篇论文因内容重复等学术不端行为而遭撤稿，南京大学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教授上百篇已发论文被撤，学术不端行为频繁上热搜。无独有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近一半科技工作者认为科技评价导向不合理问题突出，62.1%的大学教师、44.9%的科学研究人员在各种形式的科研成果中最看重论文，科研人员仍然在与论文“搏斗”。
困扰高校教师的还有文凭。近些年来，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才很难到高校应聘，“土著”教师受到“海归”教师挑战的现象屡见不鲜。尽管采访中，不少高校校长谈及吸纳海外人才以及限制本校学生留校时说，“并不是不信任本校学生的质量，而是考虑到学缘多样；并非不认可自己的教育水平，而是要营造和维护多元、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但“土洋之争”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叩问着高校的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
推行“绿色指标”，更新教育质量观
本报记者 姜泓冰
三门中学，是上海的一所普通公办初级中学，地处教育资源丰厚、名校扎堆的杨浦区，不能挑生源、实行就近对口招生，难跻身传统顶尖名校之列，学生也算不上“牛娃”。
校长秦娟说，数年前“我们也是一所只抓学习、除了提高成绩外就没什么可说的学校。”为探寻上海实施教育评价体系变革的案例，记者日前来到三门中学。
在曾英老师的一堂“平行四边形的判定”课上，上台讲解、批改作业以及整堂课的知识点总结都由学生“代劳”。40分钟的一节课，完全由学生“唱主角”。这群初二年级的学生在公开发言中表现出的冷静自信、师生对话中的平等理性、使用数学语言表达干净准确，让难得听课的记者叹为观止。
学校的教学楼一楼全都留给了活动室和实验室，劳技课专业教室足有上百平方米，四壁满满陈列着绳结、自缝拖鞋等学生作品。3D打印、制作漆画、跟着外教排演英语戏剧、跟着沪剧团的校外辅导员学唱沪剧，还有参加周末小组活动“百年大学人文行走”……都是孩子们喜欢的拓展课程和社团活动。
没有了填鸭式密集灌输，考纲上的知识点来不来得及装进学生脑袋？没有了大量重复刷题造就的考试机械反应，会不会导致成绩排名欠佳，引起家长学生不满、社会声誉下降？有17年教龄的曾英老师很肯定地说：不会。
秦娟校长提供的学生评价表上，考试成绩虽在，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也有明确的量化指标，经过自评、小组内评价和教师评价形成总评分，最终会成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一部分。代表学生最高荣誉的“阳光少年”，不一定成绩优异，也有可能品德优秀、才艺突出、组织和参加活动表现出色。而在杨浦区教育局用来考量学校及校长办学水平的表格里，记者发现，10类指标中不见升学率、考试排名，仅有初三毕业“合格率”目标，更有学生素养、创新发展、学校自主发展等内容。
2011年，上海市发布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随着改革深入，上海有11个区、44所学校还建起了自己的区本化、校本化的“绿色指标”。教育部门3年一轮公开的抽样测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长、社会对学校“优差”口口相传的主观评价，让全社会逐步树立起新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观。
制图：郭祥
开栏的话
刚刚过去的2018年，是我国持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一年，也是改革在实践中不断成熟的一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扩大教育开放四点要求。
今天起，本版推出“解码·教育体制改革”系列报道，从总书记的要求出发，展示教育体制改革向高质量迈进的实践，探讨其间的瓶颈与不足。2019年，教育界深化改革的故事，将朝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方向继续书写。
“五唯”现象需破除，多元发展是方向
本报记者 赵婀娜 程远州
周五下午，武汉一所省级示范小学。于先生接三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同时接回了周末任务：“这两张练习题是老师留的，这5张卷子是家长委员会在微信群里发的……”
去年8月底，教育部明确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于先生说，学校布置的作业有所减少，但家长委员会迅速补位，“不按时交的就在微信群中通报，老师也认可这些做法”。
面临着类似“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窘境的孩子还有不少。记者在武汉市武昌区、江岸区7所小学调研发现，去年9月以来，一、二年级学生作业有明显减少的学校只有一所，有些甚至采用了让学生互相布置、批改作业，让家长有选择地认领作业等“创新”之举。一些老师坦言，布置作业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而学生的成绩又是考核老师教学质量最为重要的指标。“孩子、家长、老师都累，但如果不布置，马上又会有家长来要作业。”武汉市武昌区一所小学教语文的李老师也很无奈。
这些做法并非孤例。一段时间以来，在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绩观、学校的教育质量观和家长的成才观中，唯分数、唯升学的倾向仍比较强烈。有的地方教育部门最关心的是升学率指标能否实现，而因为高考成绩下滑，教育局长和校长被撤职的消息时有出现；有的地方教育部门只用考试分数和升学率来评价学校的好坏优劣；有的学校将一切活动都围着考试分数转；有的家长简单认为，孩子成才的标准就是能够考出高分、升入名校，否则就是家庭教育的失败……
在武汉市硚口区教育局党委书记郭军看来，重建校园绿色生态的关键，在于用多把尺子鼓励多元发展，追求“成长大于成绩”的教育价值观。“客观地讲，家长、学生关注分数，地方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关注升学率，本身似乎合乎情理。但仅仅满足于‘分数’和‘升学’甚至将其当作教育的唯一目标，则明显存在偏颇。”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汪明分析道。
唯分数、唯升学的“紧箍咒”困扰着孩子。而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现象在中小学和高校同样突出。
此前，清华大学叶肖鑫有11篇论文因内容重复等学术不端行为而遭撤稿，南京大学青年长江学者梁莹教授上百篇已发论文被撤，学术不端行为频繁上热搜。无独有偶，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报告》，近一半科技工作者认为科技评价导向不合理问题突出，62.1%的大学教师、44.9%的科学研究人员在各种形式的科研成果中最看重论文，科研人员仍然在与论文“搏斗”。
困扰高校教师的还有文凭。近些年来，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才很难到高校应聘，“土著”教师受到“海归”教师挑战的现象屡见不鲜。尽管采访中，不少高校校长谈及吸纳海外人才以及限制本校学生留校时说，“并不是不信任本校学生的质量，而是考虑到学缘多样；并非不认可自己的教育水平，而是要营造和维护多元、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但“土洋之争”依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叩问着高校的人事制度和评价体系。
推行“绿色指标”，更新教育质量观
本报记者 姜泓冰
三门中学，是上海的一所普通公办初级中学，地处教育资源丰厚、名校扎堆的杨浦区，不能挑生源、实行就近对口招生，难跻身传统顶尖名校之列，学生也算不上“牛娃”。
校长秦娟说，数年前“我们也是一所只抓学习、除了提高成绩外就没什么可说的学校。”为探寻上海实施教育评价体系变革的案例，记者日前来到三门中学。
在曾英老师的一堂“平行四边形的判定”课上，上台讲解、批改作业以及整堂课的知识点总结都由学生“代劳”。40分钟的一节课，完全由学生“唱主角”。这群初二年级的学生在公开发言中表现出的冷静自信、师生对话中的平等理性、使用数学语言表达干净准确，让难得听课的记者叹为观止。
学校的教学楼一楼全都留给了活动室和实验室，劳技课专业教室足有上百平方米，四壁满满陈列着绳结、自缝拖鞋等学生作品。3D打印、制作漆画、跟着外教排演英语戏剧、跟着沪剧团的校外辅导员学唱沪剧，还有参加周末小组活动“百年大学人文行走”……都是孩子们喜欢的拓展课程和社团活动。
没有了填鸭式密集灌输，考纲上的知识点来不来得及装进学生脑袋？没有了大量重复刷题造就的考试机械反应，会不会导致成绩排名欠佳，引起家长学生不满、社会声誉下降？有17年教龄的曾英老师很肯定地说：不会。
秦娟校长提供的学生评价表上，考试成绩虽在，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表现也有明确的量化指标，经过自评、小组内评价和教师评价形成总评分，最终会成为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一部分。代表学生最高荣誉的“阳光少年”，不一定成绩优异，也有可能品德优秀、才艺突出、组织和参加活动表现出色。而在杨浦区教育局用来考量学校及校长办学水平的表格里，记者发现，10类指标中不见升学率、考试排名，仅有初三毕业“合格率”目标，更有学生素养、创新发展、学校自主发展等内容。
2011年，上海市发布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指标。随着改革深入，上海有11个区、44所学校还建起了自己的区本化、校本化的“绿色指标”。教育部门3年一轮公开的抽样测评，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家长、社会对学校“优差”口口相传的主观评价，让全社会逐步树立起新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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