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生和家长们，你们知道这高考40年是咋过来的吗？
考生和家长们，你们知道这高考40年是咋过来的吗？
身为记者，有机会认识一种人，曾主导过我们命运的人。杨学为就是这样的人。40年前的6月，40岁的他走进教育部高校招生会，和邓小平走进了同一场历史转折中。恢复高考的文件经他之手起草，最终经邓小平之手一锤定音，在1977年那个特殊年份里，成为冬天的第一声春雷。
从那至今，又一个40年，杨学为的人生再没离开过高考，国家教委招生处处长、国家教委考试中心主任、教育部（1998年改名）督学……与之相应的，是40年来1.08亿人闯过了高考的大门。
人们会忍不住想象，那些主导过我们命运的面孔是什么模样？京城一隅，门开处，是一位眉目慈祥的老人。
2017年5月17日，杨学为在北京家中接受记者专访。（记者 陈昊/摄）
“恢复高考就像在中国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弹”
我们的谈话就从1977年冬天的故事开始。“杨老师，我的母亲就在走进考场的570万知识青年当中。比起考场里那些被‘文革’耽误了11年的老知青，她是幸运的，1975年高中毕业，没有下乡，留在母校当了代课老师，这让她有了立即报考的勇气。直到今天，她还记得那年的作文题是《心里有话向党说》。”
这是湖南省的作文题。那一年的考题，各省都不一样。这话，得从头说起。
都知道“文革”里高考停了11年，但很少有人知道，中间有过两次恢复的努力。1972年和1975年，我两次被借调到教育部，筹备高校招生会，但都被“四人帮”破坏了，我又回到东北师范大学当教员，还不断被“下放锻炼”。1977年4月的一天，学校又接到教育部的电话，还是借我去高校招生会。这都是第三次了。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参与一件改变千万人命运的大事。
6月29日，招生会在山西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从太原去宾馆的路上，经过一家化肥厂，周围污染很严重，天是黄色的，路边的树叶也已枯黄，空气里有刺鼻的臭味。会上，“文革”的臭味也没有消散——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教育部提出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草稿）》，只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作了个别修改。这个意见稿，自然引起大家的激烈反对。
开完会，秘书组让我起草领导的总结讲话稿。我就根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和自己的理解，通宵达旦写了个草稿，把“四人帮”批了一通。结果，总结会不得不推迟到下午，领导亲自改讲话稿，把“调子”定得很高，通篇都是“高举”“到底”之类的词，而招生工作的重大问题一点都没涉及。
最终，教育部送给国务院的报告还是一个旧东西——考生一般是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也可以；坚持推荐制度，只提“文化考查”；只在少数学校部分专业试招2%—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继续实行“四人帮”的“三来三去”，即学生从公社来回公社去，从工厂来回工厂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当时哪会想到还有第二次会议，说得直白点，邓小平没恢复工作前，谁知道会怎样。但在招生会结束前夕，传来了爆炸性消息：邓小平复出了，而且自告奋勇抓科教！8月，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参会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发言非常踊跃、大胆。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的査全性老师石破天惊地提出：马上恢复高考，已经耽误太久，不能再耽误了。这个话题一挑明，大家都很激动。邓小平见状，大受触动，唯一担心的是招生会已经开过了，今年还来不来得及，就问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刘西尧回答说，假如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小平当即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座谈会第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1977年，邓小平拍板推迟开学、恢复高考。教育部紧急召开当年第二次招生会。图为相关文件。（杨学为供图）
于是，教育部紧急通知，8月13日召开第二次招生会。一年之内，两开招生会，只此一次。第二次招生会起初进展还是不大。教育部主要领导不敢表态。会议就在激烈的争论中拖延下去。筹备组先住在北京饭店，后来迁到前门饭店，开了几天又搬到友谊宾馆主楼，结果时间太长又迁到配楼。会刚开时还是盛夏，开了45天，好多人不得不让家里寄送秋衣过来。
9月中旬，会议简报、招生意见讨论稿陆续送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到依然苛刻的政审条件，极为生气，先严厉批评了刘西尧，接着连说3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勾掉，“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后来，我们起草小组就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他的这段话。邓小平的亲自掌舵，促使第二次招生会达成了一致意见：废除推荐，恢复考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按分数择优录取。
今天回想，还是要说：邓小平真正了不起！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在这一切拨乱反正尚未开始之前，当机立断恢复高考，这样的魄力，除邓小平外，别无他人。媒体常说，此举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我要说：何止！恢复高考改变的何止是个人命运，更是国家命运。1966年6月18日，北京中学生发表了两封公开信，要求废止高考，这先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又先于拨乱反正。高考的废与立，是国家乱与治的先声。前几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我就在电视机前数有多少个同声传译耳机，这背后就是多少个我们培养的高级翻译。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就不会有这么多现代化人才，就办不好这样的国际盛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当然，那时候想不到这么远，因为时间来不及了。11年没组织过考试，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又分散到农村去了，怎么通知他们？怎么出题？出什么水平的题？如果全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一套考题，怎么运到各地？怎么保证同时开考？没办法，只能各省命题，还得先各选一个县试点。很巧，全国第一个试点县，就是邓小平领导起义的广西百色。我们赶过去，按照初中水平出了一套题，手刻蜡印，一考，98.64%不及格，98.64%！就是这样，当地的老百姓还是喜不自禁地跟我们说：“恢复高考就像在中国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弹。”
所以1977年的高考，各省的时间不一致，考题不一样，570万人里，父子同考、夫妻同考的比比皆是。考得最好的是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基本在“文革”前完成了中学学业。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
40年并不遥远，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的故事。那一年，2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仅为4.7%。自那27万人起，奋发上进的个体命运，汇聚成滔滔向前的国家潮流。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考完高考，脸都瘦了一圈”
杨学为在考试中心主任的职位上干了13年，直到2000年，数次提出退休的他，确因身体状况不佳，才获准离任。当时高考正由上世纪90年代的“3+2”切换到新世纪的“3+X”。这是“80后”“90后”熟悉的两个词，贯穿了青春，左右了悲喜。恢复高考只是一瞬间的历史拐点，而高考本身是一场40年的改革连续剧，从各省命题到全国统考，从英语只按10%计入总分到成为三大主科之一，从文理分科到“3+X”……
1977年的招生会争论的是要不要恢复，至于要不要考试根本没讨论，1978年的招生会才补上，而且引发得很偶然。会上，华东组几个人议论：以前说照顾工农，现在是考试复辟了？工农也不照顾了？这些话被记录到简报里。另一个对话发生在食堂，一名记者和一名副司长吃饭时也这么议论，被人听见了反映到会上。两个对话一汇总，会议就炸了锅：到底要不要考试？怎么考试？
争论的结果，确定要考，而且要全国统考。
1978年还有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变化：考生能知道分数了。今天不能想象吧？但以前，分数是绝密的，不让你知道。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成绩好的有可能被“走后门”挤掉。邓小平知道后，1978年3月8日明确给了一个指示：以后要公布高考成绩，“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高考带来一个突出的矛盾——片面追求升学率。有多严重呢？高二的数学课本中，有的内容不是高考必考，老师就不讲了。学生一天学习十五六个小时，文体活动都停止了，午饭也不回家吃，只啃干粮，“考完高考，脸都瘦了一圈”。老师也疲于奔命，一位54岁的中学物理老师在深夜工作时昏倒，再没醒过来，活活累死了。
这一下子引起社会广泛讨论，我们感觉到压力巨大，采取了许多措施，把“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作为原则，想方设法去抬高“德”“体”的作用，降低“智”，也就是分数的作用。
到了1984年，我和同事讨论：高考混同了选拔考试和水平考试。其实，高中首先应该是水平教育，过了这个水平再谈选拔。现在中学都按高考的难度来教学，学生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全，是否该有个专门的水平考试？讨论的结果就是从1990年开始实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算是补上了一块重要的缺漏。现在已经发展为高中综合素质评价。
此后，我们又在分类与科目设置上，做了一些探索，1992年开始了“3+2”，1999年开始了“3+X”。高考形式一步步完善，就好像孩子一点点长大，终于有了比较成熟的面貌。
说到这里，就要讲讲考试标准化的问题。恢复高考后，题型延续了科举以来的帖经（填空）、墨义（简答）、策论（论述）等，以主观题为主；评卷也有主观因素，评卷老师的喜好对分数影响很大。有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学生谢小庆跑来找我，说注意到高考作文评分误差很大，想立个课题，问我要29个省的作文试卷做研究。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一口答应了。那学生还真研究出了东西：判卷主观喜好对同一篇作文的影响，高低分相差达29分。后来这课题得了北师大和北京市的特等奖，也引起了教育部领导的重视。从此有了规定：每份试卷至少两人同评，分差大则送阅卷组长处评，再有分歧则小组集体讨论评分。
评分标准化了，考题也得标准化。中国没经验，就去美国学。1982年我们到了美国，一看卷子上的选择题，没见过，真新奇！更新奇的是有种机器，选择题的答案从这边进去，从另一边出来时就判完了，一小时能处理6000份试卷。我们就像小孩子趴在收音机前看里面有没有人一样，真想趴在机器上，看里面到底有什么。1985年，我们启动标准化命题试点，从此选择题成为重要题型；命题质量也稳定了，不再一年难一年易。
我们在采访中听到一件趣事。高考率先引进标准化命题后，选择题很快就“占领”了各类考试。1988年，医疗卫生系统组织了一次职称考试，首次采用选择题。结果，某地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医生们，没见过选择题，考了个大眼瞪小眼：“现在高考考这个？1977年要是考这个，我们就考不上了。时代进步太快啊！”
“杨主任，你把阶级感情都收没了”
认识几位早年参加过高考命题的老师。他们戏称命题是“入闱”，而“里面的日子一点也不轻松，压力山大，每天都要想出新的题目，拿到会上讨论。没有哪个题能赢得一片叫好，从来都是唇枪舌剑，从各个角度批评你的题不严谨、有漏洞，甚至直接毙掉，重新出。如此周而复始，最后命中的题，都是千锤百炼、非常科学的考题。”
这个命题制度，是我建立起来的。1987年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因为考试中心成立了。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我们去美国学习时，他们就说，考试这事还是从你们老祖宗那学来的呢！中国几千年组织考试的窍门就是：一个专门的机构，一批有经验的人。但废除科举后没有了。恢复高考后，命题归教育部计划司招生处负责。1982年，处长的孩子高考，需要避嫌，我就被指派去负责命题工作。命题老师中午把试卷送到保密室，就去吃饭了，谁来看着？只能是我。我待在保密室里，突然有些害怕：如果现在来个小偷，把玻璃一砸，我是去追小偷呢，还是留下来看卷子呢？如果追小偷，有人趁机把卷子偷走了怎么办？要是留下来看卷子，小偷跑了去哪找？真是一团乱麻。
后来我当了处长，情况也没好多少。我桌子底下放了几个大纸盒，装着高中教材，一到命题时就拖出来给命题老师用。有一年我拖出来一看，呦，过期了，赶紧去人民教育出版社要新教材，再火急火燎地组织命题。所以，几乎每年命题，都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打磨试卷，考卷水平很不稳定，考卷上还常出现错误。
创办考试中心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1987年，考试中心成立，17个人，4个处室，一个命题处，一个考务处，一个科研处，还有一个办公室，就在北京十一学校的宿舍楼里开工了。
创办考试中心是我建议的，这个重担自然由我来挑。白手起家的摊子，最现实的难题就是缺经费。于是我和几名同事一合计，想自收自支，向参加高考的学生收点钱。一开始大家思想转不过来：高考是国家大事，国家不给钱，还要收钱？各省也不理解，有个省的招办主任甚至打来电话：“杨主任，你把阶级感情都收没了！”我们只能到处做工作，过了三四年，各省愿意配合了，情况逐渐好转，考试中心最难的时候才熬过去
1987年考试中心成立初，杨学为在玉泉路30号办公地址门前留影。（杨学为供图）
既然有了考试中心，就要为大家提供一个科学的、好的高考。我给每科设立了一个学科秘书，他负责在全国物色命题老师，这些老师第一人品要好，第二学科要精，通常哪个大学哪个系比较出色，就去哪物色，一年一科召集十来个命题老师，哪个水平高、表现好、出题水准稳定，明年还请他。这个高考命题制度，就固定下来了。
“高考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我们在采访中遇到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北京某中学的副校长，一个是甘肃某县的教育局副局长。北京的副校长说，他今年最看好的学生每天清晨5点起床，家长开车接送，辅导班和学校轮番跑，到晚上12点才结束，“北京前100多名的，都出国了；他们属于200名开外，就得拼”。甘肃的副局长说，今年县里最有希望的一个孩子，也是5点起12点睡，县城没辅导班，只有任课老师带着不断做题。巧得很，他们想考的是同一所名校。副局长忧心忡忡地问：“他们是在同一条竞争线上吗？将来进了大学谁会发展得更好？”
这些问题，实际上不是高考能够解决的问题。人们把太多社会问题，放到高考上来思考了。
记得当年，我们印好了卷子，从大兴往北京运，是自己开车，偷偷摸摸地运，一路上提心吊胆。现在，试卷都是武警开车护送。到了高考的日子，交警在考场周围站岗，禁止车辆鸣笛。环保局下禁令，考点和住宅区附近的工地要停工。天气预报按照春节同等规格，给高考预报3天的天气。40年了，教育部的权力并没有变大，而是社会对高考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2015年6月7日，高考拉开序幕。当考场内考生奋笔疾书答题时，场外上千名家长寸步不离地守候在考场门口。
在这种空前的重视下，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种种担忧，投射到高考上来了。“中产阶层焦虑”也好，“寒门难出贵子”也好，“学区房狂热”也好，都是一件事：公平焦虑。但整个社会的公平，无法由高考来解决。比方说这孩子他爹是教授，他妈是博士，家庭环境特别好，从小有一对一的外教，这不是高考能解决的。高考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给所有人一个科学的考试，一个公平的分数线，让这场考试成为社会公平的“压舱石”。
最早提公平问题，是在上世纪80年代。理论上讲，相差20分以内，水平属于同一档次，但高考1分就决定命运，公平吗？确实有问题。1984年，我搞了保送制度，特长突出的孩子可以保送。但很快发现了新的不公平：什么算特长突出？不能量化就有人“走后门”。我说，保送100个孩子，有50个是真的，就值了。但“走后门”越来越多，就停掉了。现在，我们承认高考不能考察个性，所以呼吁大学自主招生，结果又担心在人情社会里会渗透不公平。这种担心，跟当年是一样的。
我觉得，2014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是很好的意见。现在上海、浙江在试点，语数外都上，上完后，选物理的去上物理，选生物的去上生物，整个中学变成了走班制。那么老师够不够？课堂够不够？浙江、上海是够的，可青海呢？甘肃呢？中国太大了，如果不考虑具体省情，简单推广，最理想、最先进的方案，最吃亏的可能是最边远、最落后的地区。对考生们来说，统一的考试和分数线，才是唯一公平的。高考能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公平，所以高考依然是普通人向上流动的唯一武器，依然背负着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今年80岁，人生的后40年能与高考紧密相联，是我一生的幸事。我辈原是平凡人，赶上了好时机，在国家转折里改写了命运。我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让高考变成一个好的考试，优点多一点，缺点少一点。我希望我做到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许陈静 姜琨 郑心仪整理 杨学为口述）
2017年5月17日，杨学为在北京家中接受记者专访。（记者 陈昊/摄）
“恢复高考就像在中国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弹”
我们的谈话就从1977年冬天的故事开始。“杨老师，我的母亲就在走进考场的570万知识青年当中。比起考场里那些被‘文革’耽误了11年的老知青，她是幸运的，1975年高中毕业，没有下乡，留在母校当了代课老师，这让她有了立即报考的勇气。直到今天，她还记得那年的作文题是《心里有话向党说》。”
这是湖南省的作文题。那一年的考题，各省都不一样。这话，得从头说起。
都知道“文革”里高考停了11年，但很少有人知道，中间有过两次恢复的努力。1972年和1975年，我两次被借调到教育部，筹备高校招生会，但都被“四人帮”破坏了，我又回到东北师范大学当教员，还不断被“下放锻炼”。1977年4月的一天，学校又接到教育部的电话，还是借我去高校招生会。这都是第三次了。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将参与一件改变千万人命运的大事。
6月29日，招生会在山西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从太原去宾馆的路上，经过一家化肥厂，周围污染很严重，天是黄色的，路边的树叶也已枯黄，空气里有刺鼻的臭味。会上，“文革”的臭味也没有消散——由于“两个凡是”的束缚，教育部提出的《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草稿）》，只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作了个别修改。这个意见稿，自然引起大家的激烈反对。
开完会，秘书组让我起草领导的总结讲话稿。我就根据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和自己的理解，通宵达旦写了个草稿，把“四人帮”批了一通。结果，总结会不得不推迟到下午，领导亲自改讲话稿，把“调子”定得很高，通篇都是“高举”“到底”之类的词，而招生工作的重大问题一点都没涉及。
最终，教育部送给国务院的报告还是一个旧东西——考生一般是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也可以；坚持推荐制度，只提“文化考查”；只在少数学校部分专业试招2%—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继续实行“四人帮”的“三来三去”，即学生从公社来回公社去，从工厂来回工厂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当时哪会想到还有第二次会议，说得直白点，邓小平没恢复工作前，谁知道会怎样。但在招生会结束前夕，传来了爆炸性消息：邓小平复出了，而且自告奋勇抓科教！8月，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参会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发言非常踊跃、大胆。8月6日下午，武汉大学的査全性老师石破天惊地提出：马上恢复高考，已经耽误太久，不能再耽误了。这个话题一挑明，大家都很激动。邓小平见状，大受触动，唯一担心的是招生会已经开过了，今年还来不来得及，就问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刘西尧回答说，假如推迟开学就来得及。邓小平当即拍板：“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座谈会第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1977年，邓小平拍板推迟开学、恢复高考。教育部紧急召开当年第二次招生会。图为相关文件。（杨学为供图）
于是，教育部紧急通知，8月13日召开第二次招生会。一年之内，两开招生会，只此一次。第二次招生会起初进展还是不大。教育部主要领导不敢表态。会议就在激烈的争论中拖延下去。筹备组先住在北京饭店，后来迁到前门饭店，开了几天又搬到友谊宾馆主楼，结果时间太长又迁到配楼。会刚开时还是盛夏，开了45天，好多人不得不让家里寄送秋衣过来。
9月中旬，会议简报、招生意见讨论稿陆续送到了邓小平手里。邓小平看到依然苛刻的政审条件，极为生气，先严厉批评了刘西尧，接着连说3个“繁琐”，大笔一挥全部勾掉，“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后来，我们起草小组就一字不差地照抄了他的这段话。邓小平的亲自掌舵，促使第二次招生会达成了一致意见：废除推荐，恢复考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按分数择优录取。
今天回想，还是要说：邓小平真正了不起！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前，在这一切拨乱反正尚未开始之前，当机立断恢复高考，这样的魄力，除邓小平外，别无他人。媒体常说，此举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我要说：何止！恢复高考改变的何止是个人命运，更是国家命运。1966年6月18日，北京中学生发表了两封公开信，要求废止高考，这先于《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又先于拨乱反正。高考的废与立，是国家乱与治的先声。前几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我就在电视机前数有多少个同声传译耳机，这背后就是多少个我们培养的高级翻译。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就不会有这么多现代化人才，就办不好这样的国际盛会，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当然，那时候想不到这么远，因为时间来不及了。11年没组织过考试，有资格参加考试的人又分散到农村去了，怎么通知他们？怎么出题？出什么水平的题？如果全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一套考题，怎么运到各地？怎么保证同时开考？没办法，只能各省命题，还得先各选一个县试点。很巧，全国第一个试点县，就是邓小平领导起义的广西百色。我们赶过去，按照初中水平出了一套题，手刻蜡印，一考，98.64%不及格，98.64%！就是这样，当地的老百姓还是喜不自禁地跟我们说：“恢复高考就像在中国大地上爆炸了原子弹。”
所以1977年的高考，各省的时间不一致，考题不一样，570万人里，父子同考、夫妻同考的比比皆是。考得最好的是66届、67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基本在“文革”前完成了中学学业。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次考试。
40年并不遥远，就是我们的父亲母亲的故事。那一年，2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仅为4.7%。自那27万人起，奋发上进的个体命运，汇聚成滔滔向前的国家潮流。一个崭新的时代开始了。
“考完高考，脸都瘦了一圈”
杨学为在考试中心主任的职位上干了13年，直到2000年，数次提出退休的他，确因身体状况不佳，才获准离任。当时高考正由上世纪90年代的“3+2”切换到新世纪的“3+X”。这是“80后”“90后”熟悉的两个词，贯穿了青春，左右了悲喜。恢复高考只是一瞬间的历史拐点，而高考本身是一场40年的改革连续剧，从各省命题到全国统考，从英语只按10%计入总分到成为三大主科之一，从文理分科到“3+X”……
1977年的招生会争论的是要不要恢复，至于要不要考试根本没讨论，1978年的招生会才补上，而且引发得很偶然。会上，华东组几个人议论：以前说照顾工农，现在是考试复辟了？工农也不照顾了？这些话被记录到简报里。另一个对话发生在食堂，一名记者和一名副司长吃饭时也这么议论，被人听见了反映到会上。两个对话一汇总，会议就炸了锅：到底要不要考试？怎么考试？
争论的结果，确定要考，而且要全国统考。
1978年还有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变化：考生能知道分数了。今天不能想象吧？但以前，分数是绝密的，不让你知道。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成绩好的有可能被“走后门”挤掉。邓小平知道后，1978年3月8日明确给了一个指示：以后要公布高考成绩，“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高考带来一个突出的矛盾——片面追求升学率。有多严重呢？高二的数学课本中，有的内容不是高考必考，老师就不讲了。学生一天学习十五六个小时，文体活动都停止了，午饭也不回家吃，只啃干粮，“考完高考，脸都瘦了一圈”。老师也疲于奔命，一位54岁的中学物理老师在深夜工作时昏倒，再没醒过来，活活累死了。
这一下子引起社会广泛讨论，我们感觉到压力巨大，采取了许多措施，把“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作为原则，想方设法去抬高“德”“体”的作用，降低“智”，也就是分数的作用。
到了1984年，我和同事讨论：高考混同了选拔考试和水平考试。其实，高中首先应该是水平教育，过了这个水平再谈选拔。现在中学都按高考的难度来教学，学生的知识结构残缺不全，是否该有个专门的水平考试？讨论的结果就是从1990年开始实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算是补上了一块重要的缺漏。现在已经发展为高中综合素质评价。
此后，我们又在分类与科目设置上，做了一些探索，1992年开始了“3+2”，1999年开始了“3+X”。高考形式一步步完善，就好像孩子一点点长大，终于有了比较成熟的面貌。
说到这里，就要讲讲考试标准化的问题。恢复高考后，题型延续了科举以来的帖经（填空）、墨义（简答）、策论（论述）等，以主观题为主；评卷也有主观因素，评卷老师的喜好对分数影响很大。有一天，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学生谢小庆跑来找我，说注意到高考作文评分误差很大，想立个课题，问我要29个省的作文试卷做研究。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一口答应了。那学生还真研究出了东西：判卷主观喜好对同一篇作文的影响，高低分相差达29分。后来这课题得了北师大和北京市的特等奖，也引起了教育部领导的重视。从此有了规定：每份试卷至少两人同评，分差大则送阅卷组长处评，再有分歧则小组集体讨论评分。
评分标准化了，考题也得标准化。中国没经验，就去美国学。1982年我们到了美国，一看卷子上的选择题，没见过，真新奇！更新奇的是有种机器，选择题的答案从这边进去，从另一边出来时就判完了，一小时能处理6000份试卷。我们就像小孩子趴在收音机前看里面有没有人一样，真想趴在机器上，看里面到底有什么。1985年，我们启动标准化命题试点，从此选择题成为重要题型；命题质量也稳定了，不再一年难一年易。
我们在采访中听到一件趣事。高考率先引进标准化命题后，选择题很快就“占领”了各类考试。1988年，医疗卫生系统组织了一次职称考试，首次采用选择题。结果，某地恢复高考后第一批科班出身的医生们，没见过选择题，考了个大眼瞪小眼：“现在高考考这个？1977年要是考这个，我们就考不上了。时代进步太快啊！”
“杨主任，你把阶级感情都收没了”
认识几位早年参加过高考命题的老师。他们戏称命题是“入闱”，而“里面的日子一点也不轻松，压力山大，每天都要想出新的题目，拿到会上讨论。没有哪个题能赢得一片叫好，从来都是唇枪舌剑，从各个角度批评你的题不严谨、有漏洞，甚至直接毙掉，重新出。如此周而复始，最后命中的题，都是千锤百炼、非常科学的考题。”
这个命题制度，是我建立起来的。1987年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年份，因为考试中心成立了。
中国是考试的故乡，我们去美国学习时，他们就说，考试这事还是从你们老祖宗那学来的呢！中国几千年组织考试的窍门就是：一个专门的机构，一批有经验的人。但废除科举后没有了。恢复高考后，命题归教育部计划司招生处负责。1982年，处长的孩子高考，需要避嫌，我就被指派去负责命题工作。命题老师中午把试卷送到保密室，就去吃饭了，谁来看着？只能是我。我待在保密室里，突然有些害怕：如果现在来个小偷，把玻璃一砸，我是去追小偷呢，还是留下来看卷子呢？如果追小偷，有人趁机把卷子偷走了怎么办？要是留下来看卷子，小偷跑了去哪找？真是一团乱麻。
后来我当了处长，情况也没好多少。我桌子底下放了几个大纸盒，装着高中教材，一到命题时就拖出来给命题老师用。有一年我拖出来一看，呦，过期了，赶紧去人民教育出版社要新教材，再火急火燎地组织命题。所以，几乎每年命题，都没有充分的时间来打磨试卷，考卷水平很不稳定，考卷上还常出现错误。
创办考试中心成了刻不容缓的大事。1987年，考试中心成立，17个人，4个处室，一个命题处，一个考务处，一个科研处，还有一个办公室，就在北京十一学校的宿舍楼里开工了。
创办考试中心是我建议的，这个重担自然由我来挑。白手起家的摊子，最现实的难题就是缺经费。于是我和几名同事一合计，想自收自支，向参加高考的学生收点钱。一开始大家思想转不过来：高考是国家大事，国家不给钱，还要收钱？各省也不理解，有个省的招办主任甚至打来电话：“杨主任，你把阶级感情都收没了！”我们只能到处做工作，过了三四年，各省愿意配合了，情况逐渐好转，考试中心最难的时候才熬过去
1987年考试中心成立初，杨学为在玉泉路30号办公地址门前留影。（杨学为供图）
既然有了考试中心，就要为大家提供一个科学的、好的高考。我给每科设立了一个学科秘书，他负责在全国物色命题老师，这些老师第一人品要好，第二学科要精，通常哪个大学哪个系比较出色，就去哪物色，一年一科召集十来个命题老师，哪个水平高、表现好、出题水准稳定，明年还请他。这个高考命题制度，就固定下来了。
“高考无法解决所有社会问题”
我们在采访中遇到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北京某中学的副校长，一个是甘肃某县的教育局副局长。北京的副校长说，他今年最看好的学生每天清晨5点起床，家长开车接送，辅导班和学校轮番跑，到晚上12点才结束，“北京前100多名的，都出国了；他们属于200名开外，就得拼”。甘肃的副局长说，今年县里最有希望的一个孩子，也是5点起12点睡，县城没辅导班，只有任课老师带着不断做题。巧得很，他们想考的是同一所名校。副局长忧心忡忡地问：“他们是在同一条竞争线上吗？将来进了大学谁会发展得更好？”
这些问题，实际上不是高考能够解决的问题。人们把太多社会问题，放到高考上来思考了。
记得当年，我们印好了卷子，从大兴往北京运，是自己开车，偷偷摸摸地运，一路上提心吊胆。现在，试卷都是武警开车护送。到了高考的日子，交警在考场周围站岗，禁止车辆鸣笛。环保局下禁令，考点和住宅区附近的工地要停工。天气预报按照春节同等规格，给高考预报3天的天气。40年了，教育部的权力并没有变大，而是社会对高考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2015年6月7日，高考拉开序幕。当考场内考生奋笔疾书答题时，场外上千名家长寸步不离地守候在考场门口。
在这种空前的重视下，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种种担忧，投射到高考上来了。“中产阶层焦虑”也好，“寒门难出贵子”也好，“学区房狂热”也好，都是一件事：公平焦虑。但整个社会的公平，无法由高考来解决。比方说这孩子他爹是教授，他妈是博士，家庭环境特别好，从小有一对一的外教，这不是高考能解决的。高考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给所有人一个科学的考试，一个公平的分数线，让这场考试成为社会公平的“压舱石”。
最早提公平问题，是在上世纪80年代。理论上讲，相差20分以内，水平属于同一档次，但高考1分就决定命运，公平吗？确实有问题。1984年，我搞了保送制度，特长突出的孩子可以保送。但很快发现了新的不公平：什么算特长突出？不能量化就有人“走后门”。我说，保送100个孩子，有50个是真的，就值了。但“走后门”越来越多，就停掉了。现在，我们承认高考不能考察个性，所以呼吁大学自主招生，结果又担心在人情社会里会渗透不公平。这种担心，跟当年是一样的。
我觉得，2014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是很好的意见。现在上海、浙江在试点，语数外都上，上完后，选物理的去上物理，选生物的去上生物，整个中学变成了走班制。那么老师够不够？课堂够不够？浙江、上海是够的，可青海呢？甘肃呢？中国太大了，如果不考虑具体省情，简单推广，最理想、最先进的方案，最吃亏的可能是最边远、最落后的地区。对考生们来说，统一的考试和分数线，才是唯一公平的。高考能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公平，所以高考依然是普通人向上流动的唯一武器，依然背负着整个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今年80岁，人生的后40年能与高考紧密相联，是我一生的幸事。我辈原是平凡人，赶上了好时机，在国家转折里改写了命运。我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要让高考变成一个好的考试，优点多一点，缺点少一点。我希望我做到了。（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 许陈静 姜琨 郑心仪整理 杨学为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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