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15名突击队员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直面那生死“盲跳”的。 直到5月14日临出发前,李振波才同意了向海波参加行动的请求。为什么拒绝他参加?表面的答复是“你跳伞次数还少”,李振波心里其实还有另一层考虑:下去可能会面临伤亡,他才23岁,年龄还小“于心不忍”。 “当时真没想过怕什么。”向海波坦言,这些年,他先后有4次主伞打不开用备份伞着陆,有时也会担心好运气哪次就用完了。“没有临空一跳的勇气,是当不了伞兵的”,10年后,他那单眼皮下的眸子依旧闪亮。 原计划中,李振波也不用跳伞。最初,上级赋予他的任务是组织指挥部队空降。但在13日飞临震区上空了解到复杂的情况后,他决定带头“盲跳”。他打了个电话给部队领导:“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跳下去!” 跳下去!曾到过川西地区,见识过当地复杂地形的于亚宾知道其中的风险。“我是考虑过回不来的。”那天出发前,他特意“把存折里还有多少钱跟家属说了”。同是空降兵的妻子立马嗔怪:“呸呸呸,你说这些干啥!” 说与不说,现实的风险就摆在那里。 跳伞后,由于开伞器的工作环境在海拔3500米以下,不少人在空中自由落体下坠了1000多米。李振波和王君伟还遭遇了主伞打不开,启用备份伞降落的险情。 落地时,由于地形复杂,殷远落进樱桃林,伞挂到了树上;李振波撞到树上,大腿被树枝刺穿;雷志胜右腿撞在了石头上,肿得老高,走路一瘸一拐…… 最终,15人还是伞降成功了。14日12时25分,地震发生46小时后,他们作为第一批救援力量跳进了“孤岛”茂县。 着陆后,他们第一时间向指挥部发出了一份事关战友生死的情报:由于地面情况复杂,不利于大规模空降,而且剩余人员所用伞具都是圆伞,抗风能力差,建议取消后续的空降行动。这意味着,他们将独立承担起侦察地震灾情、引导空中救援等任务。 地面比空中更危险。沿岷江通向汶川的道路,已多处被山体滑坡掩埋,余震不断。脚下是滔滔江水,头顶不时有石子落下,打在头盔上,砰砰直响。有一次,他们刚刚通过一处滑坡地段,巨石就轰隆隆滚落,“石头有半间房子那么大。” 让他们更加记忆深刻的是见到灾区群众时的情景—— 不论他们降落的地点多偏僻,一落地,总有人群呼啦啦围上来。李玉山记得,当时一位40多岁的男子抓住他的手喊“解放军来了”时,手一直在颤抖。 挺进汶川途中,他们不时遇到游客从震中往外走。看到带着通信设备的解放军,人们纷纷递来写有亲人电话号码的纸条,希望能代为报个平安。后来没纸了,他们就把电话号码写到迷彩服上。一件写满了电话号码的迷彩服,至今珍藏在空降兵军史馆。 “我们小分队的价值,除了侦察灾情、引导空中救援,还在于一路上给灾区群众带去了生的希望、带去了党和政府的关心。”回顾10年前那场行动,于亚宾感慨:“军人不是为了立功而战的,祖国和人民需要时必定义不容辞。” 事实上,他们的功绩已经载入史册。空降震中后的7个昼夜里,他们翻越了4座海拔3000多米高的山峰,徒步220公里,在7个乡、55个村庄侦察灾情,上报重要灾情30多批次,为后续救援提供了宝贵的科学依据。 他们还在茂县、汶川沿途开辟机降场6个,引导机降、空投20多架次。其中,在汶川开辟的首个机降场,为震中地区输送了大量救援物资;在茂县牟托村开设的空投、机降点,一举解决了附近10万受灾群众和伤病员的困境。 荏苒十年 “那次跳伞和当兵第一次跳伞,都是我永生难忘的” 空降震中的任务结束了,这场行动对15名突击队员的影响却在持续。 士官任涛从此多了一份歉疚—— 14日那天上飞机前,他接到妻子从四川什邡家中打来的电话:“奶奶在地震中遇难了……”他把噩耗藏在心底,踏上了飞向震区的飞机。走出震中,小分队紧接着投入到后续的空投保障中,任涛还是顾不上家。直到2009年春节前夕,任涛才休假回家。那时,废墟上建起了一座新房,新房后面添了一座新坟…… 李亚军则由此收获了一份甜蜜的爱情—— 媒体报道空降兵15勇士的事迹后,一名到灾区做志愿者的女大学生找到了李亚军的电话。几次短信联系后,有一天,李亚军突然收到女孩发来的照片,照片里是他熟悉的家乡和家人。女孩在短信中俏皮地说,“我代你探望了一下父母,小鸡小鸭也都挺好的……”李亚军瞬间被这份善良打动了,两颗善良的心走到了一起。 时光荏苒,十年倏逝。回首间,勇士们发现,当他们冒险跳下震中时,那一刻迸发的强大能量,其实也构成了他们人生的“震中”,余波穿越时光,始终回荡心间。 今天,只有李振波、于亚宾、殷远、李玉山和向海波还在部队。其余人,有的做了警察、有的当了城管、有的在跑运输、有的开了店……他们再也没有聚集过,也很少有人再次回到他们曾从4999米高空跃下的茂县。 不过,几乎每个人都能准确说出10年前15人跳伞的顺序,以及“南镇”“牟托村”等地名。殷远认为,“那次跳伞和当兵第一次跳伞,都是我永生难忘的。” 2011年,李振波受邀参加纪念地震3周年,和妻子去了一次茂县。晚饭后,他带着妻子走出宾馆,寻找他3年前的降落点。重建后的茂县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振波最终凭着记忆在一座压水房旁边找到了那个点。站在那里,望着万家灯火,那一刻他想到了从震区撤回后,当了几十年兵的岳父为他举杯接风时说的话:“咱子弟兵没丢掉老传统……” 不过,在15勇士看来,当年的那次行动是成功的,但并不完美。那次行动对空降兵作战能力建设带来的震动和影响同样深远—— 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向海波先后参加了两次武装翼伞集训,集训中,跳伞高度达到了5500米,环境条件则参照当初空降茂县时设定。 现任空降兵研究所所长的于亚宾告诉记者,2016年,一套高空跳伞保障系统得到应用,系统集防寒、供氧、导航等功能于一体;去年,一款新型双人武装翼伞定型了,使用这种翼伞,跳伞员可以带着搜救犬、救援专家等一同从天而降。 自2009年起,空降兵部队组建了8支应急力量,建立了空降医疗队。空降兵部队一位领导说,如果再次执行空降震中那样的任务,他们有信心和能力完成得更加出色。 军人本色 “虽然已经不穿军装了,却总感觉那就是我的职责” 向海波是去年参加“国际军事比赛·空降排”比武时决定建那个微信群的。 当时,他遇上了57岁的李振波。向海波看到,当年带头跳伞的李振波变老了,由于常年在空投空降一线工作,他的脸庞远看红润,近看却都是太阳晒出的红斑。 突然,向海波有些想念当初一起空降震中的战友。他开始寻找大家的微信号,一个一个往群里拉。每拉进一个,都带来一段熟悉而陌生的故事。 陌生是因为大家已天各一方,从事着各行各业;熟悉则在于,不管他们到了哪里,“身上还是透着那股子当兵的劲儿”。 郭龙帅退伍后,成了交通运输局的一名职工,干着“天越热活越好干”的修路工作。一次起吊组装机械时,零件掉下来砸断了他的指骨。领导安排他休息,他却简单包扎后带伤工作,手指从此留下后遗症。他并不后悔:“任务那么重,缺了我的岗位又开不了工,哪能走啊,咱当过兵的,得有责任!” 雷志胜转业到了家乡一个街道工作。基层事务繁杂,有时候他身兼五六个岗位:武装部副部长、预备役排长、村委书记……他觉得,“从部队出来的,干这些事都不是难事”。 任涛退伍后自学驾照,跑起了长途运输。一次在路上,听说一个开大吊车的司机钱包丢了,他不辨真假便从身上本就不多的现金中掏出200元递给了对方。他发现,“虽然不穿军装了,却总感觉那就是我的职责!” 军人的职责意识深入骨髓。已退役的是这样,留在部队的更是如此。 这些年来,现任某营伞训主任的李玉山一直把“三无”空降作为自己的攻关方向,先后两次出国交流学习。 作为某特战旅的伞训“总教头”,已是二级军士长殷远的愿望,则是“让更多人练出更过硬的本领”。 还有两年就该退休的李振波依然忙碌,从组织新兵伞训到重装空投再到新装备试验,空降兵部队的重大活动随处可见“李高工”。到部队指导空降空投训练时,这个大校一直坚持和战士在一个桌上吃饭。 去年“空降排”比武,在李振波指导下,我空降兵在定点跳伞项目中夺冠。这项比赛要求从1200米的高空跳伞着陆,6支参赛队中,唯有我军选手踩中靶心。那个靶心,是个直径只有10厘米的小圆点。 向海波及时把这份新荣誉分享给了微信群里的老兵。他觉得,“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才是对过往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