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就是考“碗”？只要考上,去哪儿都行？

　　我妈总说，家里就那么大点地，放的全是你的书，看看哪些不要了卖给收废品的吧。我总说不行啊，我还要看呢，还没考上呢。这话听起来多么心酸，可是我却只能一遍遍循环着之前两年的日子，为下一次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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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考3年，李小苓的笔记写满了好几个本子。

　　“好多人围在一起，说谁谁谁考上了。临末了，又加一句，‘就老李家的闺女不争气，这3年，尽拿她爸的钱打水漂了’。”不久前的一个夜里，一个有关公务员考试名落孙山的噩梦，让24岁的李小苓再一次彻夜难眠。

　　本周末，20多个省份将同时举行公务员招录笔试。从2015年起，3年来，这位兰州财经大学毕业生已经数不清自己参加了多少次“国家单位”的招考，但每次都无功而返。

　　3月下旬，甘肃省2018年公务员考试大幕再度开启，李小苓报考了陇南市一个小县的职位。这次报考的地方比较偏远，她以为竞争会小一些。然而，随着考期临近，“久经公考”的她还是十分焦虑。岗位只录取一个人，截至报名结束，报名资格审核通过人数骤升至61人。

　　在一些过来人的眼中，李小苓报考的职位竞争并不算激烈。据甘肃省2018年度公考报名人数的统计，今年甘肃全省报考人数较去年上涨22953人，总数达132338人，再创新高，其中最热岗位报录比达557∶1。

　　她不时觉得自己可笑，为了考试而考试，就像“范进中举”

　　成为“国家单位”的一名正式工作人员，是李小苓一直以来的梦想，也寄托着全家人的期望。

　　在她的想象中，这份职业稳定又光荣。她的父母也向往“铁饭碗”，时常给她传递相关信息，嘱托她鱼跃龙门。从大三起，她就做起了相关准备。

　　61∶1的报录比，远不是李小苓经历过的最热门的考试。2015年12月，还是大四学生的她第一次参加了公务员考试，一个小县城国税局的岗位，有800多人和她竞争。当时，她初生牛犊不怕虎，对杀出重围充满信心。然而，现实给了她残酷一击。

　　此后3年里，李小苓辗转甘肃各地市，甚至前往青海、重庆等地，参加了数十次考试，国考、省考、事业单位招考统统经历过。

　　“从参加考试到现在，复习过的资料摞起来可能跟我差不多高！”李小苓有些心酸。“每次都说一定要努力，不能再输了，可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哪里没有做好，不够用力”。

　　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为了不给父母添负担，备考期间，李小苓打过两份短工。第一次是在一家电商企业做文员，试用期没有一分钱收入，而同批次入职的同事却能拿到一定补贴。“其他人都是老板的亲戚或老板朋友的小孩，只有我是外人。”虽然待遇不公平，李小苓还是任劳任怨，转正后又工作了半年多，省吃俭用攒下5500元。

　　打工的艰辛，让李小苓坚定了考取“铁饭碗”的决心，对她来说考“公”就是考“碗”。仅2017年上半年，她就参加了10余次招录考试。

　　备考需要购买大量资料，还有交通、食宿花费，李小苓很快花光了积蓄，不忍“啃老”的她，只能再去找份工作。

　　她的第二份工作是便利店店员。这份工作相对清闲，她天天带着书本，利用闲暇时间复习。可几个月后，她就遇上了便利店老板无故拖欠工资的问题。她开始失眠、大把大把地脱发，头痛、腰痛，甚至不时觉得自己可笑，为了考试而考试，就像“范进中举一样”。

　　即便这样，李小苓还是决定一条路走到黑。她说，3年多下来，一场接一场的考试已经成为支撑她的一切。如果现在就屈服，不仅对不住自己之前的努力，也对不住父母屡次燃起的希望。

　　“在我们小地方，只有铁饭碗才能带来认同感”

　　在甘肃，像李小苓一样，执着于“国家单位”的年轻人不在少数，他们当中还会有人自愿失业，成为考“碗”一族。

　　就职于兰州一家公考培训机构的张航发现了这一现象。她告诉记者，近几年，省内公考培训市场持续火爆，一些地市的招生比之前翻了一番，就连收费数万元的“高端班”也不缺生源。学生当中很多人经验丰富，参加过不止一次招考。

　　出于就业压力的“报考热”无可厚非，但这是年轻人听从内心所作的选择吗？刚走上公务员岗位的甘肃小伙子王宇表示无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2015年，就读于国内一所重点大学的王宇在父母的建议下，报考了陕西省公务员，止步于面试环节。原本不打算做公务员的他，对自己的落败颇为庆幸，并在第一时间来到北京，应聘成为北京大学下设一所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

　　这是一份令许多同龄人羡慕的工作，不仅体面，而且拥有与学术大咖、业界大牛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受益于良好的氛围，王宇进步飞速。

　　但没有户口和编制就像一座大山压在王宇身上，父母也时常催促他早日回家结婚生子。2016年下半年，王宇下定决心，参加了西部一个省份公安厅的招考。这次他通过了。

　　新工作收入不高，每隔3天还要参加一次24小时的出勤。不到一个月，王宇就没有了新鲜劲儿，他重新着手考证、考学，以谋求体制内更好的发展。

　　“和之前相比，这份工作肯定会有落差，但在我们小地方，只有铁饭碗才能带来认同感。”对于自己的选择，王宇并不后悔。“比如以前没人给我介绍对象，今年刚上班，就有两三个人过来说亲，其中一个女孩子还是研究生学历。”王宇调侃道。

　　自从成为公务员，王宇就成了亲朋交口称赞的榜样，他的表妹也受此影响报名了2018年甘肃省公务员考试。尽管这个女生心里想的还是去大城市闯闯，但父母的苦口婆心以及表哥的亲身经历，最终让她缴械投降。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一些甘肃籍的大学生会在报考时选择地理位置更偏、工作环境更艰苦的岗位，以提高成功率。有受访者表示，“只要能考上，去哪儿都可以。”

　　“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

　　“公务员这样的工作就像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入职两年后，甘肃某县国税局科员丁怡发出感慨。

　　2016年，丁怡从近千人中突围，跨过国考“独木桥”，成为整个家族的骄傲。可步入向往已久的岗位后，她却越来越羡慕自己在南方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妹妹。

　　丁怡坦言，和妹妹交流越多，就越能感觉到自己能力的退化。“我妹每天接触的都是新事物、新思想，人也很有活力。而我已经‘体制化’了，只会机械重复手头上的工作，再回社会什么都干不了”。

　　一入职，学法律的丁怡就被分派到业务岗，日复一日地核对不计其数的税目。有时为了早点完成工作，她一坐就是一天，一抬头便“两眼直冒星星”。

　　没过多久，妹妹的工资就多出丁怡一倍，还获得了进修的机会，在几千人的工厂里被委以重任。与此同时，升职加薪离丁怡十分遥远。

　　“你有能力，但没有资历或关系，很多机会依然轮不到你的头上。”丁怡说。此外，工资待遇也不及预期。她经历过两年一度的调薪，很多人工资只涨了几十元。

　　丁怡多次萌生退意，但周围人羡慕的眼神让她确信，自己只会抱怨一下，不会真的辞职。“每年身边都有人嚷嚷着要走，但最后没一个真走的，也就是嘴上的劲儿。”她笑着说。

　　通过“三支一扶”考试成为乡镇干部的戴瑞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严格意义上，三支一扶工作时限只有两年，不算是“铁饭碗”。戴瑞家境富裕，日常工作就是下乡扶贫，他的打算是：“先熬过两年，为以后进党政机关、国企打基础。”

　　一直考到35岁？

　　家住甘肃的杨阳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一名研究生，在某部委实习。实习经历打开了他的视野，也锻造了他下基层的决心。但出于对公务员职业的热爱，杨阳并不认同身边同龄人持续几年的报考行为。

　　在杨阳看来，从事任何一份职业都需要来自心底的认同。此外，还要考虑自身性格、经历与报考岗位的匹配程度，不能盲目地将“进体制”当成唯一选择。

　　从2007年到2016年，在兰州高校任教的中国教育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孙百才教授，持续关注甘肃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在10次调研、53017份样本的基础上，孙百才得出这样的结论——体制内仍是青年的首选。超过一半的大学生希望去党政机关和国企等单位就业。在西部省份甘肃，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择业时，大多年轻人将职业的社会声誉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孙百才将上述现象归因于此。他认为，正是这一原因，让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福利有保障的“铁饭碗”具有极强的吸引力。

　　孙百才还认为，甘肃地处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转型升级慢，市场经济不够发达，其他行业吸纳毕业生的能力有限，导致年轻人出口和就业机会狭窄，纷纷涌入报考大军，进而产生暂不就业、持续备考的“自愿性失业”行为。

　　为此，孙百才建言，当地政府要推行优惠政策，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和中小企业就业。企事业单位也要改革僵化的用人制度，打破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让甘肃高校毕业生以及甘肃籍的外地毕业生实现自由流动。同时，高校作为引导就业的重要一环，一方面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业知识和创业能力，鼓励大家自主创业，另一方面要加强就业全程指导，更新年轻人的就业价值观，预防“随大流”现象的产生。

　　“最关键的还是作为就业主体的年轻人，转变职业认知，增强自身就业能力，敢于自主创业，主动到城乡基层、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就业。”孙百才说。

　　然而，在李小苓的眼中，多元就业的建议“多少有些不接地气”。她告诉记者，如果这次考不上，她就去随便找个工作，一边上班一边接着考，一直考到35岁——35岁是此类考试设定的年龄门槛，她今年24岁。（应受访人要求，李小苓、张航、王宇、丁怡、戴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