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月娥接受央视专访 早年青涩照片曝光

特首林郑月娥

原标题：独家专访香港女特首林郑月娥：公职之外，也做好妻子与母亲

7月1日上午，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林郑月娥正式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记者在香港对她进行了独家专访。

37年出任20个不同政府职位

林郑月娥1957年5月出生于香港，1980年从香港大学毕业后便一直担任政府公职，2006年她晋升为首长级甲一级政务官，2007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新成立的发展局局长。参选行政长官之前，林郑月娥是香港政务司司长，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仅次于行政长官的政府官员。

在近37年的时间里，她出任过20个不同的政府职位，负责过除教育外几乎所有主要政策领域，如卫生、财务、福利、规划等。在今年3月26日林郑月娥当选后的记者会上，林郑月娥和丈夫林兆波、长子林节思一同出席。

在发言中她说：“香港我们共同的家，今日存在颇严重的撕裂和积累了很多郁结，我的首要工作就是去修补撕裂和解开郁结，团结大家向前看，对我来说团结是要实实在在、一步一步建立起来。”

林郑月娥：我毕竟在特区政府工作了很长时间。我比较优胜的就是建立了很多网络，我在很多香港各界的界别，都有些合作伙伴，跟我合作了很长时间。

一般人认为我是在公务员行列里面比较大胆的，也比较喜欢创新。有的时候别人说，你政府常常说这个事情不能办，是不是真的不能办？我是比较愿意去听，要是真的及时能办，不过要改变一些政府的思维，政府的政策，这个我也比较愿意。

我很喜欢跟别人接触，以前很多的工作经验，也是跑到一些界别里面，亲自去听他们的意见。这几方面的经验，对我往后当行政长官，还是有一些帮助。

出身寒门锻造特有职场风格

林郑月娥祖籍宁波，家里一共五个孩子，她排行第四。

童年时她在香港湾仔地区一栋唐楼的板间房里长大，唐楼就是没有电梯和冲水厕所的楼，板间房就是内地人经常提到的“群租房”。

为了改变生存状态，她十年苦读，留下一段成绩优异的求学之路。中学时，她曾满怀医者仁心，梦想悬壶济世，后来，她又立志成为社工，服务社会，为此，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社工系，大二时她又从社工系转到社会系，大学毕业后她如愿进入香港政府系统。

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往往为未来的人生埋下伏笔，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形成了林郑月娥日后特有的不畏惧、不退缩，同时又满怀同情心的职场风格。

林郑月娥：我毕业的时候，有很多职业的机会。为什么要加入政府？就是希望能办事。因为要影响大量人的生活，还是要靠一个政府的功能。所以在政府里办事，就是要找出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的风格就是喜欢办事，而且每天都在想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去把这个事情办得最好。

记者：为什么您从一开始就想，为更多的社会办事？

林郑月娥：可能跟我受的教育有关。我从6岁开始，就在同一个学校念了13年才进入大学。小孩子整个成长的过程受到办学机构风格理念影响。我进入的是一个天主教的修女学校，学校教我们就是要服务人权，要我们仁爱，所以很小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边，就是希望能帮助人。

记者：家庭给您是什么样的教育？

林郑月娥：我小时候的生活蛮艰苦。我的妈妈既要照顾我们，也要照顾她的奶奶和妈妈，还要外出工作，所以从我妈妈身上学到的就是很艰苦地办事，要不怕辛苦。

身居高位仍坚持亲自看市民写给她的信

林郑月娥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即获得了几次宝贵的机会，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第一个重要机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参与中英联络小组处理香港回归问题，林郑月娥以随员的身份跟一些主要官员到北京和英国开会、谈判，见识了两国最高领导层的决策过程。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3年非典疫情两大危机事件发生时，她正好又分别担任掌管财经事务的库务局副局长和负责社会保障的社会福利署署长。在这两次危机事件处置中，林郑月娥应对及时，处理得当，获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从而逐渐进入香港特别行政区领导核心层。

“好打得”是林郑月娥同事以及上司对她工作风格的形容，这是一句粤语，意为擅长面对冲突，态度坚决、不易低头。

记者：还有人说您叫不怕弄脏手，为什么会有人给您这个评价？什么叫弄脏手？英文叫做Make hands dirty，这是什么意思？

林郑月娥：很多事情都亲力亲为。有的时候在政府里当官，越来越高级了，可能跟前线的工作有一些脱节，有一些都是请其他的同事去代办，但是我比较喜欢亲力亲为。我外出的发言稿，大部分是自己写的。我还有一个习惯是所有公众、市民写给我的信，无论是他写我的名字，或者写我工作位置的信，我都亲自看。到现在还是这样。

我2000年当社会福利署署长的时候有的这个习惯，到了五年前当政务司司长，接信太多，事情也太多，所以我就把这个习惯改为每个周末。其实我不放假的，每个周末、周日我都到办公厅，就是看信。

记者：您这么做是为什么？你想用看信这种方式解决什么问题呢？

林郑月娥：看信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有一些个人的个案，必须要有一些人去了解，替他解决。第二方面，他是反映一件很大的问题，比如，知不知道每个区都有垃圾的问题。我叫这个是民间的自卫。比较大型的政策，其实都是从很小的个案，找到灵感或启发的。

“拆弹专家”林郑月娥：解决危机以民为本不会错

在很多人眼中，比较能体现林郑月娥做事风格的是2007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她刚刚履新香港特区发展局局长不到一月，即遇到了棘手的香港皇后码头拆迁问题。

为启用新中环码头，需要拆掉“老香港”标志性的皇后码头，一些本土派人士以游行、静坐、绝食的方式抗议。林郑月娥到现场直面上百位示威群众，一方面解释说学术意见上认为皇后码头“未达到有一个大的历史价值”，另一方面态度坚决，毫不退让，表示“不拆不迁，我做不到”，最终事情得以协商解决。这一事件令她声名鹊起，得到“拆弹专家”的称号。

林郑月娥：其实我的经验告诉我，每一次碰到一些危机，只要作为官员记住解决的方法和实时回应，都是以民为本，大概不会错。

“母亲”林郑月娥

照顾孩子亲力亲为为儿子甘愿放弃行政职务

除公职身份外，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也在林郑月娥的生命中占有重要位置。

林郑月娥与丈夫林兆波相识的过程颇具戏剧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林郑月娥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一次骑自行车时发生了事故，被送进了医院，还被当地报纸报道。

当时的林兆波正是在剑桥读数学的博士生，看到报道后叫了其他几位香港同学一同去探望，两人由此相识，林兆波成为了林郑月娥的初恋和一生的伴侣。1984年，两人在香港结婚。

由于林郑月娥的工作性质，林兆波放弃国外大学任教的机会，回到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夫妻俩有两个儿子，老大林节思、老二林约希。两个儿子都毕业于知名学府剑桥大学。

记者：您长时间为香港做了很多事，但是为自己的家，您觉得做得足够多吗？

林郑月娥：也不太差，尤其是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请一个工人，我是亲自照顾他们的。

煮饭什么事都是我亲自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孩子要感觉到妈妈是照顾他们的。尤其他们年纪小的时候，他要见到妈妈，他要知道妈妈是把孩子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以我现在很欣慰，我的两个儿子都已经大了，分别23岁、26岁，但是他跟我是很亲近的。尤其是大儿子，差不多每天要跟妈妈说话他才比较舒服。

△林郑月娥一家四口

记者：有一段时间，您曾经宁愿在行政位阶上退一步，也要去英国照顾自己的孩子，为什么？

林郑月娥：因为他当时13岁，从小学升到中学，一方面可能有一些适应的问题，另外由于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比较高调的官员，处理一些很有争议性的事，每天在报纸看到我的新闻而且不是好的新闻，孩子受了一些打击。

“妻子”林郑月娥

丈夫写情书支持妻子竞选特首

在今年林郑月娥竞选行政长官期间的情人节，丈夫林兆波给林郑月娥的一封支持信被网友们大量转发，并引起热议，这让香港市民对林郑月娥的形象多了一分感性和温柔的认识。

林郑月娥：我的丈夫在我选举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支持。要是他不同意，我是不可能参选的。

记者：他说不同意，您就不选了？

林郑月娥：肯定。一定要丈夫同意才选。2月14日情人节，他写了这个信就放在我选举的网页。信的最后谈到我希望太太当选能成功落实一国两制，很多人批评我们说，这个信不是你的丈夫写的，太政治正确了，你是一个情信，为什么要写一国两制？

这个信每一个字都是我先生写的，为什么他在结语的时候要写到一国两制？如果不能让香港的绝对优势“一国两制”继续地在香港得到充分体现，他是不愿意让我当特首的。

因为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个人的要求，我也不太喜欢住进礼宾府。但是先生觉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要太太担任这个位置，他还是愿意的。

在林郑月娥职业生涯中，有一件事不得不提起，2014年爆发的“占中”，令香港陷入不安与彷徨。当时以林郑为首的5名特区官员与“占中”代表进行了一次全程公开的对话。由于对方仍然提出违法诉求，对话并未取得进展。

林郑月娥在当时表现出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和《基本法》权威的坚定，她说道：“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都建立在宪制基础之上。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的民主选举制度，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来规定。”

今年3月26日，林郑月娥当选特区政府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后，在发表胜选感言并接受记者采访时，她再次表示，将竭尽所能维护“一国两制”，坚守香港的核心价值，当选后的首要工作是团结香港社会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