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毛泽东为何指示空军“不必惊人”
核心提示：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突然大规模投入作战，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毛泽东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中央和毛泽东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态度。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作者：魏碧海，原题：导弹元勋王秉璋将军侧记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这是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人民空军将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秉璋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空军参战后，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前线去了解作战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传达军委、总部和空军的命令，帮助志愿军空军制定作战计划。有时候，他在安东一呆就是一二十天，甚至时间更长些。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在安东与北京之间飞两个来回。特别是在刘亚楼因病休养期间，王秉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他直接受领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并主持制定空军的作战计划。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不少作战计划是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和毛泽东的。例如1952年7月的中、苏、朝三国空军联合作战计划，上有粟裕副总长的笔迹：“此计划已经主席同意，望按此执行。此致空军王参谋长。”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突然大规模投入作战，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毛泽东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中央和毛泽东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苏两国有分歧，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过两次争执，一次是在六国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的家中。在这两次争执中，王秉璋都在场。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就是天上飞的麻雀也有不慎掉下来的嘛！”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50万，甚至10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是空军不行！空军是刚刚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没法成长了。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期间，中、苏双方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进行过反复磋商，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不少电报就是由王秉璋起草的。
王秉璋在战争期间多次前往安东，尤其是在战局出现不利的情况时。1952年初，敌我空战损失飞机的比例由3∶1下降到接近1∶1。王秉璋一个晚上从安东到北京飞两个来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受空军党委委托前往安东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本来是去解决战术问题的，结果又发现不少其他问题，如作风纪律问题。王秉璋这次在安东一呆就是30天，帮助空联司一边研究、制定战术，一边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通过这次整顿和制定新战术，空战形势很快扭转过来了。当然，以后又有反复，抗美援朝战争是艰难曲折的。
1952年正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板门店的谈判，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进行刁难，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这种形势下，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战，以打促谈。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所有歼击机部队加打一番。当时，刘亚楼在杭州养病，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是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的。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以及王秉璋给刘亚楼的亲笔信和刘亚楼的回信。这个计划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后，王秉璋就去安东了。
6月中旬，中央军委获悉杜鲁门批准了轰炸鸭绿江水力发电系统等重要战略目标的计划后，派王秉璋去安东传达保护中、朝境内重要战略目标的指示，并与苏方及空联司共同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王秉璋于7月7日离京，8日抵达安东，向空联司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7月9日开会商讨作战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震、聂凤智、曹里怀和王琏等空联司首长，以及顾问长格拉索夫斯基，苏方出席会议的有罗波夫军长，共拟定了12个作战方案。这个计划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并转呈毛泽东。7月28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在执行新计划的8月至12月，空战中敌我被击落飞机的比例为3∶1，这是战争期间空战形势最好的时期。
1952年冬，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地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2月初赴朝鲜视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回国后，艾森豪威尔与军方人士商讨打破战场僵局的方法。于是，一个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出笼了。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将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首要任务。1953年1月3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下达了《防敌侧后登陆对空军作战的要求和指示》，空军党委常委会决定由王秉璋主持草拟反登陆作战计划。当月5日，王秉璋去安东，与志司王政柱副参谋长和空联司首长制定具体作战计划，这份计划由王秉璋亲笔起草。回京后，刘亚楼等审阅同意，随后就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2月5日，黄克诚向毛泽东上报。2月8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1953年2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秉璋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可以说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及军委领导对王秉璋在战时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1953年3月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王秉璋也随同前往。斯大林的逝世使苏联上层处于动荡时期，周恩来临时决定让王秉璋留下来与苏方谈判有关空军装备的订货问题。王秉璋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交代了一下工作，并要求派人送一些日常用品和书籍。刘亚楼回信说：“谈判如果进入到‘已经报告上级’、‘等候上级指示的阶段’，则请你能主动提出提早回国。过去的经验你是知道的，回来后用电报交涉常常更容易些，而最重要的是家里没有你在，实在抓不开。”刘亚楼对王秉璋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见一斑。这次谈判非常顺利，达成了订购各种飞机673架等空军装备的协议。
“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王秉璋为中国导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两弹（原子弹、导弹）为重点”的方针（不久又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会议期间，刘亚楼对王秉璋说：“上面要调你去搞导弹工作。”王秉璋一听急了，说：“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刘亚楼说：“我顶不住哟，是中央定的，你自己找中央去吧！”王秉璋找到周恩来，说：“总理，我水平低，不懂导弹啊！”周恩来说：“你水平低，那你说，在我们老同志里面谁水平高，谁懂导弹？你推荐一个。”王秉璋摇头道：“我推荐不了。”周恩来说：“你推荐不了，那就由你干。”3月8日，周恩来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对五院领导班子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27日，五院党委向总政和国防科委呈报备案：“五院党委一致同意：刘亚楼同志为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同志为书记。刘亚楼同志不在院时，由王秉璋同志执行第一书记职务，掌管全盘工作。”
1960年4月，王秉璋到五院上任，开始主持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在那个艰苦创业的火热年代，他与政委刘有光，副院长钱学森、王诤、刘秉彦等人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他们顶住了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和拿走技术资料的压力，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仿制苏联P－2导弹的一种近程地地导弹。随后，我国导弹工业开始由仿制转入自行设计。1961年秋，王秉璋在陕西临潼主持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这是中国航天领域的第一部法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正规化、科学化迈进。
1962年6月10日，刘亚楼辞去五院院长的兼职，周恩来任命王秉璋为五院院长。王秉璋在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对科研生产体制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钱学森后来说：“把大规模作战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这种改革为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成功发射，这标志着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导弹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枚大长中国人志气的导弹在出厂时曾经有一个小插曲。导弹组装完毕后，工作人员发现少了一颗螺丝钉。王秉璋亲临现场，要求一定要找到那颗螺丝钉。现场没有找到，有人怀疑可能掉到弹体内了。王秉璋决定拆掉导弹。技术人员认为，这么大的导弹，少一颗小螺丝钉不会影响发射，如果分解再组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会使军委批准的发射时间推迟好几个月。王秉璋力排众议，坚持要拆掉导弹。组装厂加班加点，用25天的时间拆掉了导弹，虽然没有找到螺丝钉，但却从弹体中发现了压垫板、铁丝、松香等杂物。王秉璋以此为戒，对工厂进行了整顿，并建立了十多项制度。导弹运到发射基地后，又发现新的问题，他坚持泄掉已经加注的燃料进行检查，因而使发射时间又推迟了几天。他这种“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的严格、认真的作风，保证了导弹的成功发射。
1964年11月，五院建制撤销，成立导弹工业部，即七机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长。1965年2月，领导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事业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兼管导弹工业，王秉璋被增补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的导弹工业发展规划，并获中央批准。1966年10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2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国防科委新的党委书记……执行任务去了，他就是王秉璋同志。”王秉璋于当年10月就已经开始主持整个国防科研战线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奔赴西北，成功组织指挥了第10次核试验。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1970年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揭开了中国航天史的崭新一页。1971年9月，“东风五号”低弹道飞行实验成功。
在王秉璋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中国地地导弹从“东风一号”短程导弹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接连发射成功，并成功研制了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航导弹。
正当王秉璋沉浸在“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改变了他的命运。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九一三”之夜，王秉璋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林彪出事后，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在组织上清除“林彪的死党”的决定。
王秉璋作为红一军团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作战科科长，一直深受林彪的器重。1945年9月，林彪在冀鲁豫军区突然接到中央“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转道去东北。当时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王秉璋正在苏北支援新四军作战，林彪想带王秉璋一同去东北，让杨得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打电报给王秉璋，令其速回冀鲁豫军区。王秉璋在路上遇连日大雨，耽误了行程。林彪在“万万火急”的情况下，等了他三天，最后只得北上。就这样，王秉璋没能成为四野的战将。王秉璋与林彪的这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当然无法逃脱受审查的厄运。
如何处理王秉璋，周恩来是非常慎重的。周恩来出席了国防科委的三次党委会。第三次时，他是坐在屏风后听会。王秉璋在会上详细讲了自己与林彪的关系。中央决定，对王秉璋停职审查。王秉璋被收审、关押了整整10年。1981年，王秉璋获释，但至今仍未作任何结论。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最具权威的官方传记《中共党史人物传》对王秉璋作了如下评价：“他为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但这个3万字的传记写到“九一三”事件就戛然而止，没了下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属最高机密，其内幕世人自然难以知晓。改革开放后，关于“两弹一星”的宣传日渐增多，由于王秉璋属敏感人物，知情者有意回避，致使王秉璋领导导弹研制事业的历史鲜为人知，甚至经常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在2002年底纪念罗荣桓元帅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王秉璋的名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罗荣桓元帅》中，是六位顾问之一。这位密云重锁的将星在沉寂了30多年后终于露面了！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作者：魏碧海，原题：导弹元勋王秉璋将军侧记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这是最先获得任命的三位人民空军将领。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王秉璋负责空军的作战和训练。空军参战后，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到安东前线去了解作战情况，解决具体问题，传达军委、总部和空军的命令，帮助志愿军空军制定作战计划。有时候，他在安东一呆就是一二十天，甚至时间更长些。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一个晚上就在安东与北京之间飞两个来回。特别是在刘亚楼因病休养期间，王秉璋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他直接受领军委的指示和命令，并主持制定空军的作战计划。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不少作战计划是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和毛泽东的。例如1952年7月的中、苏、朝三国空军联合作战计划，上有粟裕副总长的笔迹：“此计划已经主席同意，望按此执行。此致空军王参谋长。”
空军参战之前，刘亚楼曾希望达到“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效果，也就是在充分的准备之后，突然大规模投入作战，取得较大战果。后来，毛泽东说：“一鸣则已，不必惊人。”这反映了中央和毛泽东对空军谨慎使用的态度。
在空军如何使用的问题上，中、苏两国有分歧，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不理解。当时，斯大林的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与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发生过两次争执，一次是在六国饭店，另一次是在周恩来的家中。在这两次争执中，王秉璋都在场。扎哈罗夫说：“你们太谨慎了，打仗哪能没有牺牲，大不了损失一些飞机和飞行员，就是天上飞的麻雀也有不慎掉下来的嘛！”周恩来说：“不是我们不愿意做出更大的民族牺牲，如果是陆军牺牲50万，甚至100万，我们都可以承受，但是空军不行！空军是刚刚出土的嫩芽，把它掐掉了就没法成长了。我们的原则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壮大发展，目的是越战越强；如果越战越弱，最终元气大伤，甚至动摇了赖以发展的根本，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期间，中、苏双方为中国空军战前准备和参战等问题进行过反复磋商，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不少电报就是由王秉璋起草的。
王秉璋在战争期间多次前往安东，尤其是在战局出现不利的情况时。1952年初，敌我空战损失飞机的比例由3∶1下降到接近1∶1。王秉璋一个晚上从安东到北京飞两个来回，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受空军党委委托前往安东调查空战失利的原因。本来是去解决战术问题的，结果又发现不少其他问题，如作风纪律问题。王秉璋这次在安东一呆就是30天，帮助空联司一边研究、制定战术，一边整顿部队的作风纪律。通过这次整顿和制定新战术，空战形势很快扭转过来了。当然，以后又有反复，抗美援朝战争是艰难曲折的。
1952年正是美国大选年，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影响了板门店的谈判，美方在战俘问题上进行刁难，使谈判陷入僵局。在这种形势下，志愿军总部决定发起战役规模的战术反击战，以打促谈。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所有歼击机部队加打一番。当时，刘亚楼在杭州养病，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是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的。笔者在档案中看到了加打一番的作战计划，以及王秉璋给刘亚楼的亲笔信和刘亚楼的回信。这个计划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批准后，王秉璋就去安东了。
6月中旬，中央军委获悉杜鲁门批准了轰炸鸭绿江水力发电系统等重要战略目标的计划后，派王秉璋去安东传达保护中、朝境内重要战略目标的指示，并与苏方及空联司共同制定新的作战计划。王秉璋于7月7日离京，8日抵达安东，向空联司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7月9日开会商讨作战计划。出席会议的有刘震、聂凤智、曹里怀和王琏等空联司首长，以及顾问长格拉索夫斯基，苏方出席会议的有罗波夫军长，共拟定了12个作战方案。这个计划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总参并转呈毛泽东。7月28日，毛泽东批准了这个计划。在执行新计划的8月至12月，空战中敌我被击落飞机的比例为3∶1，这是战争期间空战形势最好的时期。
1952年冬，板门店谈判陷入僵局，地面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2月初赴朝鲜视察，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永远停留在一条固定不变的战线上，继续承受看不到任何结果的伤亡。”回国后，艾森豪威尔与军方人士商讨打破战场僵局的方法。于是，一个在朝鲜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的计划出笼了。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将反登陆作战准备作为首要任务。1953年1月3日，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下达了《防敌侧后登陆对空军作战的要求和指示》，空军党委常委会决定由王秉璋主持草拟反登陆作战计划。当月5日，王秉璋去安东，与志司王政柱副参谋长和空联司首长制定具体作战计划，这份计划由王秉璋亲笔起草。回京后，刘亚楼等审阅同意，随后就以王秉璋个人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2月5日，黄克诚向毛泽东上报。2月8日，毛泽东批示：“照办。”
1953年2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王秉璋为空军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这可以说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及军委领导对王秉璋在战时工作成绩的充分肯定。
1953年3月6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王秉璋也随同前往。斯大林的逝世使苏联上层处于动荡时期，周恩来临时决定让王秉璋留下来与苏方谈判有关空军装备的订货问题。王秉璋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交代了一下工作，并要求派人送一些日常用品和书籍。刘亚楼回信说：“谈判如果进入到‘已经报告上级’、‘等候上级指示的阶段’，则请你能主动提出提早回国。过去的经验你是知道的，回来后用电报交涉常常更容易些，而最重要的是家里没有你在，实在抓不开。”刘亚楼对王秉璋的信任和倚重由此可见一斑。这次谈判非常顺利，达成了订购各种飞机673架等空军装备的协议。
“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王秉璋为中国导弹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0年2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以两弹（原子弹、导弹）为重点”的方针（不久又提出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会议期间，刘亚楼对王秉璋说：“上面要调你去搞导弹工作。”王秉璋一听急了，说：“我胜任不了这项工作。”刘亚楼说：“我顶不住哟，是中央定的，你自己找中央去吧！”王秉璋找到周恩来，说：“总理，我水平低，不懂导弹啊！”周恩来说：“你水平低，那你说，在我们老同志里面谁水平高，谁懂导弹？你推荐一个。”王秉璋摇头道：“我推荐不了。”周恩来说：“你推荐不了，那就由你干。”3月8日，周恩来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研究院）院长，空军第一副司令员王秉璋兼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4月14日，刘亚楼对五院领导班子说：“五院领导的分工，经过军委广州会议前后的酝酿，已经定下来了。聂总也于本月4日找我们党委的一些同志作了指示。我的精力主要还是放在空军，王秉璋同志主要精力放在五院。我不在时，由他拿总。”27日，五院党委向总政和国防科委呈报备案：“五院党委一致同意：刘亚楼同志为第一书记，王秉璋、刘有光、王诤三同志为书记。刘亚楼同志不在院时，由王秉璋同志执行第一书记职务，掌管全盘工作。”
1960年4月，王秉璋到五院上任，开始主持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在那个艰苦创业的火热年代，他与政委刘有光，副院长钱学森、王诤、刘秉彦等人密切配合，共同指挥了一场意义非凡的特殊战役。他们顶住了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和拿走技术资料的压力，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发射成功，这是仿制苏联P－2导弹的一种近程地地导弹。随后，我国导弹工业开始由仿制转入自行设计。1961年秋，王秉璋在陕西临潼主持起草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这是中国航天领域的第一部法规，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开始向正规化、科学化迈进。
1962年6月10日，刘亚楼辞去五院院长的兼职，周恩来任命王秉璋为五院院长。王秉璋在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对科研生产体制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钱学森后来说：“把大规模作战那套办法，有效地用到科技工作中来，把成千上万的科技大军组织起来了。”这种改革为发挥各方面积极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成功发射，这标志着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在导弹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枚大长中国人志气的导弹在出厂时曾经有一个小插曲。导弹组装完毕后，工作人员发现少了一颗螺丝钉。王秉璋亲临现场，要求一定要找到那颗螺丝钉。现场没有找到，有人怀疑可能掉到弹体内了。王秉璋决定拆掉导弹。技术人员认为，这么大的导弹，少一颗小螺丝钉不会影响发射，如果分解再组装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会使军委批准的发射时间推迟好几个月。王秉璋力排众议，坚持要拆掉导弹。组装厂加班加点，用25天的时间拆掉了导弹，虽然没有找到螺丝钉，但却从弹体中发现了压垫板、铁丝、松香等杂物。王秉璋以此为戒，对工厂进行了整顿，并建立了十多项制度。导弹运到发射基地后，又发现新的问题，他坚持泄掉已经加注的燃料进行检查，因而使发射时间又推迟了几天。他这种“不带问题出厂，不带问题上天”的严格、认真的作风，保证了导弹的成功发射。
1964年11月，五院建制撤销，成立导弹工业部，即七机部（航天部的前身），王秉璋任第一任部长。1965年2月，领导原子能工业和核武器事业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兼管导弹工业，王秉璋被增补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在王秉璋的主持下，制定了一个“八年四弹”的导弹工业发展规划，并获中央批准。1966年10月，“两弹结合”的核导弹发射成功。1966年12月26日，“东风三号”发射成功。1968年12月28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国防科委新的党委书记……执行任务去了，他就是王秉璋同志。”王秉璋于当年10月就已经开始主持整个国防科研战线的工作。上任伊始，他就奔赴西北，成功组织指挥了第10次核试验。1970年1月，“东风四号”发射成功。1970年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揭开了中国航天史的崭新一页。1971年9月，“东风五号”低弹道飞行实验成功。
在王秉璋主持导弹研制工作期间，中国地地导弹从“东风一号”短程导弹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接连发射成功，并成功研制了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航导弹。
正当王秉璋沉浸在“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发射成功的喜悦之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改变了他的命运。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汗。“九一三”之夜，王秉璋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会议。林彪出事后，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在组织上清除“林彪的死党”的决定。
王秉璋作为红一军团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作战科科长，一直深受林彪的器重。1945年9月，林彪在冀鲁豫军区突然接到中央“万万火急”的电报，命令他转道去东北。当时任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王秉璋正在苏北支援新四军作战，林彪想带王秉璋一同去东北，让杨得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打电报给王秉璋，令其速回冀鲁豫军区。王秉璋在路上遇连日大雨，耽误了行程。林彪在“万万火急”的情况下，等了他三天，最后只得北上。就这样，王秉璋没能成为四野的战将。王秉璋与林彪的这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当然无法逃脱受审查的厄运。
如何处理王秉璋，周恩来是非常慎重的。周恩来出席了国防科委的三次党委会。第三次时，他是坐在屏风后听会。王秉璋在会上详细讲了自己与林彪的关系。中央决定，对王秉璋停职审查。王秉璋被收审、关押了整整10年。1981年，王秉璋获释，但至今仍未作任何结论。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最具权威的官方传记《中共党史人物传》对王秉璋作了如下评价：“他为巩固与扩大湖西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民空军，特别是在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建立了重大功绩。”但这个3万字的传记写到“九一三”事件就戛然而止，没了下文。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属最高机密，其内幕世人自然难以知晓。改革开放后，关于“两弹一星”的宣传日渐增多，由于王秉璋属敏感人物，知情者有意回避，致使王秉璋领导导弹研制事业的历史鲜为人知，甚至经常发生张冠李戴的现象。在2002年底纪念罗荣桓元帅诞辰100周年的活动中，王秉璋的名字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剧《罗荣桓元帅》中，是六位顾问之一。这位密云重锁的将星在沉寂了30多年后终于露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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