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红(右)采访海南昌江产业扶贫项目
【演讲稿】无法弥补的遗憾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
大家好,我是海南分社记者李金红。
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位老人的故事。
画面上的这双手,来自一位历经沧桑、饱受屈辱的老人。老人家住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
二战期间,日军以欺骗、掳掠、强迫等手段,从中国强征女性充当“慰安妇”。黄有良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中国至少有20万女性受到侵害。如今已被外界知晓,且尚在人世的,仅剩十余人。
我们一路打听,赶到黄有良家中。老人住在一间十多平米的简舍里,屋内杂物堆摞,光线昏暗。
因为要录制视频,我上前帮老人穿戴耳麦,她突然微微向后倾斜。面对陌生人的身体触碰,她还是本能地心存畏惧。
曾经被侵害的风华少女,已进入风烛暮年。她的背驼得像一把折尺,大多数时候,她都蜷缩在床上,困了就倒下打个盹。她患有严重的风湿,即使盛夏,腿上也常搭一条旧毯,遮住了下面空荡荡的裙摆和一截皮包骨头似的小腿。
十多年前,她还两度赴日,为中国民间“慰安妇”受害者对日诉讼而奔走。
年轻时遭受的厄运,她用坚毅去对抗,用时间去慰藉。
画面上的这位老人,叫陈连村,是我们在海南万宁探访的另一位幸存者。老人身体还算硬朗,平时能煮饭、喂鸡,还能去村口打几圈麻将。
关于那段往事,刚讲几句,她就落泪了。我用纸巾帮老人擦拭,她突然将我的手紧紧握住。我不知道能做什么,只能和同事默默地倾听。
这段往事,似乎是她的禁区。在将4个子女养大的过程中,她都始终未主动提及。直到15年前,当地志愿者上门调查,儿子才第一次知道母亲就是在电影里看过的“慰安妇”。他多次试图和母亲聊聊这段往事,但陈连村始终避而不谈。
前些年电视上充斥着抗战剧,陈连村看到依然会觉得害怕,儿子只好把老人卧室的电视搬走。
70多年过去,同样留有阴影的还有幸存者王志凤。
16岁时,海南澄迈女孩王志凤在外出捣米时碰上了日军。之后便被抓到慰安所。白天挖战壕做苦工,夜里便沦为“慰安妇”,受尽殴打与折磨。她右腿的腓骨上,至今还有一道十几厘米长、两指来宽的伤疤,仿佛一扇门,关不住藏在她岁月深处的凄楚。
半路遭遇鬼子的经历,让王志凤对“出门”始终心存恐惧。她的儿子回忆,当初母亲在生产队干集体活,只要天稍黑,她就要等别人同路才敢回家。就连赶集,她也绝不会外出超过两个小时。
就在我们探访其他幸存者的时候,噩耗传来,黄有良老人去世了。
自1995年起,中国大陆先后有24位“慰安妇”幸存者作为原告、在4个起诉案中控告日本政府,全部败诉。随着黄有良老人的离世,中国大陆所有对日诉讼“慰安妇”原告全部逝世。
我与同事采写的系列报道刊发后,单篇落地采用超过200多家,拍摄的微纪录片当天在微博热搜排行榜排名第5。有网民留言,“一辈子的痛,一辈子的阴影谁来抚平。”
后来陆续有不少民间志愿者看望老人。我与同事也感慨:等不需要采访时,希望能再去看看这些老人,像陪自己的奶奶一样,同她们吃吃饭,聊聊天。
可惜直至老人去世,我们也没能重访老人,这注定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后来也有网民提问,记者到底该不该去触碰当事人的记忆伤口?我的答案是,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应忽略了这个职业本身的归宿——为公众提供信息。采访对象有权拒绝受访,但不去采访,则是记者的失职。
历史的遗憾难以弥补,但未来,却在我们手中紧握。
(新华社海南分社记者,长期致力于调研报道、人物报道。连续多年参与全国两会报道、博鳌亚洲论坛报道,多次参与重大主题调研采访。多篇作品获得新华社社级好稿、海南省新闻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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