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余年上百道“减负令”：减负不是简单做减法

从减轻过重课业负担到解决课外负担重

减负不是简单做减法（解码·减负）

已出台的部分减负令 制图：沈亦伶

　　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虽然减负这项重要的教育议题从未息音，然而这一牵扯了各方利益和诉求的问题却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是谁在说负担过重？减下去的究竟是什么？当前减负呈现出什么新特点？本版推出“解码·减负”系列报道，关注由政府、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家长和学生等不同主体所形成和反映的教育生态。

　　——编 者

　　前不久，一篇名为《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文章火爆朋友圈。作者在文中感慨：“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学校减负，增加的是家庭和企业的负担。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

　　“学生减负，家长增负”“减负减负，越减越负”的声音比比皆是，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直至高考的几个关卡牢牢攥住了家长的心。当教育主管部门忙着给中小学生减负时，部分家长却不领情。北京海淀区某小学二年级学生家长瞿女士直言不讳：“家长对减负感到不安，比较难的科目在某个阶段拉下了，孩子以后很难跟得上，还容易厌学。”

　　60余年来，减负令内容根据时代特征和教育观念的变化进行调整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自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个“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60余年间我国中央及地方相关部门出台的学生“减负令”多达上百道，围绕学习时间、考核方式、教材内容、课外活动、教师水平、学校领导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细致严谨的规定。

　　分析历次的“减负令”，不难发现政策内容和方针，依据时代特征和教育观念的变化进行了调整。从5年前出台《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把缩减在校时长、课程设置、竞赛次数以及限制作业量、教辅使用量等当作“药方”，到今年2月发布《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针对孩子提前放学无人接送的“三点半难题”、校外培训机构泛滥等伴生问题“开刀”，范围和深度都在拓展和突破。

　　纷沓而至的减负考卷成绩如何？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我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统计，过去3年，我国中小学生学习压力稍有好转，2015年日均花3.03小时写作业，2017年降至2.82小时。然而，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中小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间还是偏长。

　　事实上，减负问题是东亚文化圈普遍突出的社会问题，学习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要付出努力，克服困难。“日本、韩国等国均曾出现过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状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日本开启‘宽松教育’和韩国实行‘初中自由学期制’改革的重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滕珺分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转型必然要求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因此，我国频频出台的减负政策本质上是社会转型的产物，这也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

　　减负不只是简单压缩学习时间，而是在有效时间提升学习质量

　　提及减负，大部分人第一时间会想到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业繁忙，时间过长，超过学生承受范围，造成生理负担过重。第二是焦虑过度，情绪失衡，造成心理压力过重。那么，什么样的学习负担才算过重？减负的范围如何界定，指标如何确立？过于强调减负，是否会影响学生正常学习？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今年两会上的发言厘清了这些疑问。他认为，“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内容，我们把它叫作负担。在正常范围内的，我们把它叫作课业、学业，叫作必须付出的努力。”因此，减负绝不只是在课程、教材、考试等方面修修补补，简单地压缩学习时间，降低学习难度，而是减少那些枯燥的、乏味的、反复的、机械的学习，在有效的时间更充分地提升学习的质量，让学生既付出努力，又学得愉快。

　　在滕珺看来，很多家长关于负担过重的抱怨或“这头减了，那头又增”和焦虑，根源正在于对减负的认识错位。她说，“学校教育除了教书，更得育人。而育人就意味着要做的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工作，而是让学生在学校的生活发生真正的‘化学变化’。”滕珺提醒，“尽管21世纪核心素养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的学习不重要了，在这个知识更新换代如此频繁的时代，我们对学生知识掌握的要求不应下降，而应是大幅提升，因为这是一切合作创新的基础。”

　　实际上，教育的担子不仅是孩子一人在挑，家长、老师、学校等全社会都在承受负荷过重的阵痛。陈宝生呼吁，减负需要各方面合作、共同努力。要抓住学校教学减负、校外减负、考试评价减负、老师教学减负、家长和社会减负5个方面，“整个社会都要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不要听信那些似是而非的理念，要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来办事，让他们健康成长。”

　　压缩在校时间为孩子发展特长提供空间，但城乡存在较大差距

　　思维数学、口语交际、硬笔书法、国学礼仪……在一二线城市，各色各样的兴趣特长班或者课程补习班填满了孩子们的课外时间和寒暑假期。瞿女士说，自己的孩子就报了三四个班，有的是弱项学科的补习，有的是兴趣特长。

　　“但这只是班上小孩的正常水平。”瞿女士无奈地说，现在的教育模式强调“家校共建”，有些家长过度插手，事事放不下手，暗着较劲儿，“有的孩子才小学一年级，家长就给他请了语数外三科特级教师来家里辅导，有必要吗？”

　　但在农村情况却不尽相同。“不少孩子到家后能完成作业就不错了，有的还要做家务，想补习或者发展特长很难，但从生活技能或者身体素质上说，可能农村孩子又有相对优势。”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文屏镇中心小学校长甄兰芳表示，学生在校时间压缩后，为孩子多元化能力的培养提供了空间，但这样的空间在城乡存在较大差距。

　　减负后，确实给孩子发展音体美特长预留了更多时间，可是由于乡村孩子很难上补习班，实际上扩大了城乡教学差距。甄兰芳发现，总体来说，由于招录培训机制存在短板，乡村老师整体教学水平也有所欠缺，压缩教学时间后，部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会受到影响。

　　“减负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培养人才，而不是降低培养人才的标准。”甄兰芳认为，加大对乡村学校支持力度，才能在课程减负的同时让乡村孩子有机会接受更多培训。（本报记者 张 烁 杨文明 陈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