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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已发现21头江豚死亡 多与生存环境变化有关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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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13 07:36:39

  11月10日,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正式启程。

  拯救江豚

  今年已发现21头江豚死亡,多与生存环境变化有关;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将全年禁渔

  武汉白鱀豚馆内唯一的白鱀豚淇淇15年前去世。此后,馆内再无白鱀豚。如今,只生活着5头江豚。

  白鱀豚与江豚均为中国内陆水域仅存的两种水生哺乳动物,也是长江特有物种。

  2007年,白鱀豚被科学家宣告功能性灭绝。

  11月10日,第三次长江江豚科考队再度出发。他们将用40天3400公里的考察告诉世人,长江里到底还有多少江豚,是否还有白鱀豚,以及他们生活的状况。

  目前,长江沿线共有10个江豚保护区,包括4个迁地保护区。但保护需求与保护措施仍不对等。江豚每日在长江中面临着致命威胁,水利工程、水域污染、航运、食物枯竭……

  2017年2月5日,长江江豚拯救计划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

  截至目前,科考队仍未发现白鱀豚。未来可期,江豚也许不会重蹈白鱀豚覆辙。

  武汉白鱀豚馆内人工饲养的江豚。

  40天3400公里的江豚科考

  11月10日10时15分,武汉渔政码头,两艘船驶离趸船,向宜昌上行。

  汇入来来往往的长江航道后,他们仍显“另类”。

  二层甲板中心设有玻璃屏罩观察台。甲板后侧周身覆盖红底白字横幅,“船尾150米拖有仪器,请勿靠近”。这是一种声学探测仪,利用细水管从船身一处方形空洞吊入水下。

  三天来,两艘普通船只已“变身”为专业科考船,开始“2017长江江豚”的生态科学考察。

  朱明(化名)熟练地拿起7倍望远镜,架在黄色木质支架上,目光恰好与镜头水平。这些木架已提前改造,以适应观察员的身高。

  在朱明的视野内,是近3公里的江面。渔船、桥梁交替出现,但他要找的是跃出水面2-3秒的黑影。那便是江豚。

  这也将成为他与江豚的第一次见面。“在望远镜里打个招呼”,他打趣说。

  朱明是一名研二在读生,专业与淡水豚相关。只在图片上见过的江豚,却给他留下立体的印象。“虽然没有摸过,但看起来脂肪很厚,全身软绵绵的”,他用手在空中画出江豚的形状。

  现在,他的身份是目视观察员。

  每一艘科考船上,共有7名观察员。观测平台上,两名观察员分立两侧,匀速搜索100度内江面。中间为数据记录员,记录观察员上报数据,并搜索180度范围内江豚。半小时,轮换一次。他们构成了此次江豚观测的核心力量。

  科考现场指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博士郝玉江说,通过这样的目击率,再经过一系列计算,从而估算出种群数量。虽存在误差,但这是目前国际公认的相对科学和准确的方式。

  “误差”将被尽可能压缩。

  郝玉江说,目视之外,声学探测仪也会捕捉江豚发出的声呐信号。无人机遥感也会加入监测,“无人机对于人眼观察是一种矫正,可以进一步判断是否准确”,郝玉江说。

  40天3400公里,科考队将用事实告诉世人,长江里到底还有多少野生江豚。

  科考改名“江豚考察”背后

  他们生活得还好吗?张新桥想知道。他是科考队里唯一参与过前两次大规模科考的队员。

  2006年的科考,被称为“水中精灵”的长江江豚种群数约1800头。6年后的2012年,这一数字变成1045头。长江干流仅剩500头,而野生大熊猫的数量为1800多只。郝玉江不断用“惊人”形容,“6年间的下降速率为13.7%”。

  “水中精灵”变成了“水下大熊猫”。

  在船长刘明(化名)看来,早年见到江豚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儿。那时,他们将这种圆滚滚的长江淡水豚称作“江猪子”。

  上世纪60年代,十几岁的刘明经常到江边玩耍,说话间,江豚便会“拱”出水面。80年代,他在船上谋职后,每逢风浪前夕,便会见到江豚频繁露出,多则数十头。“这是在告诉我们,风浪要来了”,张明说,当地人称为“江猪子拜风”。

  10年后,与江豚碰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直到今年5月,刘明在岳阳看到了“一家三口”。“两个大的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小的”,刘明回忆,20年没见,很亲切。

  同样在长江边长大,刘明的儿子、孙子从未亲眼见过江豚。他感叹,如果以后海洋馆能有,只能带他们去那里看了。

  即使是刘明自己,也再难见另一种淡水豚类——白鱀豚。

  除江豚外,这是中国内陆水域仅存的另一种水生哺乳动物,也是长江特有物种。2006年,科考人员曾发起名为“寻找最后的白鱀豚”的长江考察。30多天后,空手而归。2007年,白鱀豚被科学家宣告功能性灭绝。

  10年中,全无白鱀豚被发现的确认消息。

  今年的科考名称由曾经的“淡水豚考察”变为“江豚考察”。郝玉江解释,科考重点关注江豚保护,避免成为第二个“白鱀豚”。“但我们没放弃白鱀豚,我们还在寻找。”

  这次科考设计了“发现白鱀豚预案”。

  “无论哪一条科考船,如果发现白鱀豚,其他考察活动立即停止。观察员首先拍下照片,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声学录音。考察船至少离白鱀豚几百米远,不干扰动物”。在科考人员技术培训手册中,专门提到上述措施。

  “发现的话一定会大声喊出来”,一直平静的朱明突然提高了声音,“期待,一直很期待,相信会有这个可能”。

  白鱀豚馆里不见白鱀豚

  科考队里,没有人见过真正的白鱀豚。哪怕是身为科考现场指挥的郝玉江。2003年来到中科院水生所的他,与人类饲养的最后一头白鱀豚擦肩而过。

  他的名字叫“淇淇”。三点水的淇,取自“鳍”。

  1980年1月11日,淇淇在洞庭湖口被渔民捕获,后转运至中国水生所白鱀豚馆,人工饲养。那年,他2岁。2002年7月14日8时,25岁的淇淇已至暮年,心跳停止。

  穿过数百米长的小路,在武汉市武昌区东湖东路5号,可见到一处蓝黄相间的圆柱状建筑物,墙漆已经斑驳,这就是“白鱀豚馆”。

  淇淇走后,白鱀豚馆里再无白鱀豚。

  他的旧居也空置了15年。另一处直径约10米的圆形水池内,则生活着5头江豚。他们叫F7、F9、洋洋,淘淘和多多,两雄三雌。

  在白鱀豚馆的训练员郭洪斌看来,每个江豚的性格各不相同。郭洪斌说,F7很活泼,游动过程中,她会特意扭头看着你。洋洋则更多愁善感,对陌生人会更有戒备心。

  两年前,郭洪斌成为训练员。如今他与江豚互相依赖,成为朋友。“他们有自己的世界”,郭洪斌说,都生活在一个池子,但有很大的区分,有的胆小,有的活泼,有的霸道。在交往中,能够明显感觉到他们的情绪喜好。

  生气了,她会吐口水。郭洪斌口中的“她”指的是洋洋。

  “如果你没有关注她,她也会生气”,郭洪斌说,遇到不喜欢的东西,她会摇头远离;或者不看你,游一圈再回来。高兴的时候,则会专注地看着你。抚摸她,会感觉洋洋的整个身体都很舒展。

  在白鱀豚馆,郭洪斌也从没见过白鱀豚。但在他眼里,他们从未走远。

  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淇淇的事儿。1986年,研究人员为淇淇介绍了“女朋友”珍珍。郭洪斌回忆起前辈讲述的故事,淇淇会主动让珍珍吃东西,等珍珍吃饱了,自己再吃。“后来,淇淇比原来瘦了一圈”,郭洪斌说,“即使把鱼给了淇淇,他也会游到珍珍旁边,把鱼留给她”。

  1988年9月27日,珍珍因病而死。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王丁说,也曾有人提议更改白鱀豚馆的名字。

  “我们商量后还是不更改。某种意义上,虽然白鱀豚没有了,但是个符号。说明长江生态系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警醒我们要保护长江。”

  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志愿者准备对洞庭湖进行巡护。

  江豚保护中的民间“替补”

  民间从未放弃寻找白鱀豚。

  2017年,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先后组织了两次白鱀豚民间科考,参与者中有专家、中科院遥感与地球所研究团队、摄影爱好者等。

  中国绿发会白鱀豚项目负责人介绍,考察中,曾在5天内30余次疑似看到白鱀豚。其中,包括一头约1.2米幼豚,另有两头2米左右成年豚。遗憾的是,未能取得影像资料。

  一位科考队员写道:5月14日早晨六点十几分,三次发现、看到一丝白鱀豚拱型跃出水面并露出鳍背的情景。由于所在位置接近长江主航道,且豚的群体也向主航道驶近。为怕惊扰豚群或被主航道大轮船伤害,科考队小艇返回出发点。

  遗憾的是,经过专家鉴定,未能认定为白鱀豚。王丁解释,一般人看到,很难进行判断,也需要有视频和图像的资料证据。发现也并不奇怪,我们一直在说白鱀豚可能灭绝或功能性灭绝。不代表一头都没有了,不排除有极少数的存在。

  寻找白鱀豚的同时,江豚保护也从未松懈。

  岳阳江豚保护协会成为民间江豚保护力量的先行者。今年10月中旬,渔民中的志愿者曾在洞庭湖鹿角水域发现一头江豚死亡,20公斤。

  但在该协会会长徐亚平看来,这几年,江豚死亡已缓解太多。

  他说,2012年曾发现过群体死亡,一个月十几头。2013年以后,死亡数量明显减少。2014年、2015年都没有发现。今年发现3次。

  非法捕鱼也有所缓解。

  此前到处都是迷魂阵的洞庭湖渐渐恢复了“健康”。徐亚平回忆,网多的时候根本无法行船,现在都荡然无存。他觉得,在江豚保护中,民间公益组织起到“替补”的作用,就像一个球队,需要替补队员,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和监督,也是一个后备力量。

  捕鱼人改行为护鱼人

  58岁的周家喜怎么都没想到,打鱼半生后,自己竟变成了护鱼人。

  2015年3月,湖北监利何王庙成立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此前,这处位于江汉平原的故道水域,与长江季节性连通。用何王庙保护区副主任朱海平的话来形容,这里流淌的就是长江水。

  此前数十年,并未发现江豚。3月21日,首批两头江豚从鄱阳湖迁至何王庙“新家”。如今,12.5公里长的核心区域内,生活着12头长江江豚,分别来自鄱阳湖及天鹅洲。

  12岁开始在何王庙打鱼,周家喜并非没见过江豚。

  上世纪60年代,何王庙内还可见到江豚。长江改造后,只在上世纪70年代涨水的时候见过。周家喜回忆,自此后,再未见。

  2015年,再见江豚时,周家喜不能打鱼了。

  朱海平说,核心保护区已禁渔。而这一区域,也是渔业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

  刚开始,周家喜在思想上并非没有抵触。他说,祖祖辈辈打鱼,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把江豚迁过来,我们祖祖辈辈的活就不能干了。

  今年5月,他报名并被选为巡护员。

  与周家喜一样,何王庙保护区内的8名协助巡护员,均是捕鱼人改行。他们每日三次,利用巡护软件,记录江豚活动,查缴非法渔具,并打击非法渔业。

  在朱海平看来,能成为协助巡护员,对周家喜而言还算幸运。

  目前,何王庙沿线涉及5个村镇,仍有208户专业渔民。无法打鱼,他们便没了生计。朱海平说,这些专业渔民世代以捕鱼为生,没田没地。没有适当的补偿措施,这些渔民靠什么生活?我们管理的时候也非常矛盾。

  在周家喜所在区域,渔民大多改行。他说,如果没什么手艺,只能继续打鱼。朱海平将希望寄托于明年开始的渔民转业,“现在还在等具体的补偿措施出台”。

  目前,类似何王庙这样的迁地保护区还有3处,分别位于天鹅洲石首江段,安庆及铜陵。王丁解释,随着长江中人类活动急剧增加,对江豚构成威胁,其生活空间被大大压缩,通过迁地保护能够建立保种种群。至少,这个种不会灭绝。在4个迁地保护区,江豚数量超过100头。

  除迁地保护区外,长江沿线还有6个就地保护区及1个人工繁殖研究中心。王丁说,就地保护可以保护江豚的栖息地,这是核心措施。我们研究人工饲养繁殖,则可对这一物种有更多了解,降低物种数量减少速率。

  长江沿线江豚保护区将禁渔

  头露出来,拱背,2到3秒后,回到水下,每分钟平均出水两次——郝玉江用手比画出江豚出水呼吸的样子。“这是江豚放松时的状态”,他接着说,如果紧张,整个身体都会跳跃出水。

  在郝玉江的记忆里,放松时,活泼的江豚会表现出丰富的行为。他与其他研究人员曾在鄱阳湖长期蹲点观察。“头冲上、尾巴冲上”,郝玉江说,这些都出现过。

  但在被誉为“黄金水道”的长江,来往船只交错,人类活动密集。江豚的动作会变得单一。“他要尽量缩短在水面的时间”,郝玉江分析。

  长江里的生活仍然危机重重。

  江豚拯救联盟统计发现,今年已发现了21头江豚死亡。郝玉江认为,长江江豚面临威胁的因素包括水利工程、水域污染、航运及水生生物资源衰竭。例如,高密度航运中,螺旋桨会把江豚打死打伤;长江内水生生物减少,江豚的食物也会越来越少。

  农业部长江办副主任赵依民说,大多数江豚死亡都是因为生存环境变化。目前,我们采取了保护措施,但与保护需求仍有差距,没有看到种群明显恢复。

  未来,禁渔成为江豚保护的突破口。

  2017年2月5日,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到,率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现全面禁捕,实施中华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

  农业部《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中也指出,在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要全年禁渔。

  保护区禁渔,首先要解决渔民的问题。身为研究豚类动物的专家,王丁认为,解决了渔民的生活出路问题,其他问题迎刃而解。

  赵依民说,今年底前,将推出300多个保护区在内的禁渔计划。

  禁渔之后,江豚生存也许将迎来转机。

  王丁说,禁渔可丰富长江鱼类的资源,保护鱼类环境,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人为问题。长江的生态系统是很多方面的,还会受到航道、航运等的影响。

  如今,淇淇的标本静静躺在白鱀豚馆。王丁说,每年淇淇的忌日,都会有志愿者赶来纪念。

  淇淇的旧居,机器轰鸣。三头雌性江豚已怀孕,这里会成为她们的产房。

  新的生命将在此孕育。

  “我们把白鱀豚送走了,不会再送走江豚”,王丁说。

  新京报记者 信娜 A10-A11版摄影/王金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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