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海口3月27日电(记者代超)2016年以来,经济全球化“黑天鹅”事件频发,全球化逆潮涌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其中,因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减少催生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是重要因素。在这个大背景下,研讨经济全球化与中等收入群体,以求解“中等收入群体焦虑”这个世界性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2017年3月27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挪威城市区域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九届中挪社会政策论坛暨第82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在海南海口开幕。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挪威驻华大使馆、挪威国际问题研究所、芬兰Kela研究所、挪威利勒哈默尔大学、挪威奥斯陆大学等国内外多家单位的领导、专家、学者共200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全球化新挑战、新动力”为主题,围绕“经济全球化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财税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与建立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改革行动和政策调整”、“经济社会转型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全球行动”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
海南省副省长李国梁会前会见了挪威大使等国内外专家学者,并代表海南省人民政府,对本次论坛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未来5年,海南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标准和普惠水平,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创造良好基础,确保2020年实现全省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挪威与海南在自然条件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挪威在渔业、海洋石油开发等相关产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未来,双方在海洋产业的合作潜力巨大,我们期待与挪威务实开展海洋旅游、海洋渔业等海洋资源的开发合作。
挪威大使司文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挪威和中国自1954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一直有良好的合作。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互信正在加强,合作领域从政治经济贸易向其他重要的领域扩展。挪威首相索尔贝格下个月将访问中国,并将带一个很大的挪威商业代表团来。这表明中挪双方正致力于深化双方合作关系,同时也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我们希望与中国展在能源、海洋保护等领域开展更多的合作,增加相互的投资和贸易,与中国就更多的国际问题进行交流和合作。这次论坛是两国合作的一个很好的范例,表明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和友谊。中国与挪威的智囊可以相互学习,我们非常鼓励中挪机构之间深化交流。
论坛期间,多位专家表达就扩大中等收入全体发表了观点。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键在于形成三位一体的全面赋能架构,一是全面持续的教育,尤其是加大适应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职业教育发展;二是全面的社会保障,健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成员免于人身、就业、技术进步等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三是全面促进流动,打破阶层固化,在推动横向流动的同时更加注重纵向流动。实现上述目标,就需要把能力建设放在扶贫的首位,不搞形式主义;打破行政垄断,重点开放基础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体现消费结构升级的生活性服务业市场;推动城乡要素市场的双向流动,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认为,假定未来几年中,居民的收入增长在6.5%的水平上,到2020年,我们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可以达到43%,到2025年可以超过50%。他认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来源是低收入人群,让有潜力的低收入人群尽快步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第一,三大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一是人力资本提升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二是企业创新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三是新型城镇化战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第二,实施扩大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一是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快低收入人群,特别是40%的人群低收入的增长,要使他们的收入增长超过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增长水平。二是农民工,农民工是将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来源,而农民工市民化是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稳定器。三是稳定就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四是提高财产性收入。五是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力度。
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指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为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带来历史性机遇。第一,产业结构变革趋势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十三五”,中国的产业结构正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服务经济的创新发展正在引领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将深刻改变就业结构与提升就业收入,意味着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的发展空间。第二,消费结构变革趋势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当前,中等收入群体消费的“升级型”特点突出,成为推动消费结构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的内在动力。可以预期,消费结构升级及制造业服务化的快速发展,将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新的空间。第三,城乡结构变革趋势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从现实情况看,中等收入者80%以上来自城镇,未来农民与农民工将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如果相关改革能够取得突破,估计2020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有望达到城镇居民的40%以上,2030年有望达到60%左右。按照这个预测,未来5~10年一部分农民有条件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在迟福林看来,要将这个机遇转变为现实,关键是要尽快以财产权为重点调整利益关系。他对此建议:一要扭转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防止虚拟经济和房地产异常波动引发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下降;二要加快落实农民土地财产权,使部分农民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三要提升产权保护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稳定中等收入群体的制度预期。
“当前制约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突出,成为中低收入者向上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迟福林说。他认为应该加快城乡结构变革,在城乡一体化中使部分农民和农民工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教育结构变革,在提升人力资本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税收结构变革,形成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新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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