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小说最好的状态是让读者觉得你写得亦真亦幻

在马伯庸新书《草原动物园》中，他讲述了一位名叫摩根·柯罗威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无意中读到了《中国通讯》上关于华国祥在绥远用电影放映机传教的报道，决定效仿华国祥，到中国传教的故事。在一场大火中，柯罗威携带的放映机被烧毁，阴差阳错地，他来到正在变卖动物的万牲园，萌生了在赤峰建立一个动物园的想法。于是他从万牲园购得一头大象、一只狮子、两匹马、五只狒狒、一只鹦鹉，决定带领它们到草原上去，展开他的传教大业。

《草原动物园》的前半段，像是一部奇幻的草原公路电影，移步换景，走马观花。一位传教士带着几只动物，在一名打着如意算盘的商人陪同下，从北京前往赤峰。在半途中突遇马匪，带路商人被杀，传教士逃过一劫。在那个惊恐并且不知所措的夜晚，传教士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连同所有动物，到达了离赤峰州不远的盟。

后半段开始，当传教士带着动物抵达赤峰之后，好戏上演，戏中人物悉数登场。有会唱歌有神力白萨满萨仁乌云，有疯疯癫癫满口呓语用蒙语唱着歌谣的沙格德尔喇嘛，有赤峰城中马王庙里由狼变人的方丈与和尚，也有死去商人的儿子，从小寡言但却拥有与动物交流的能力的小满，还有其中一匹马化成的守园人，这些亦人亦神、亦人亦兽的角色彼此联结、纠缠。

这个故事最初的灵感，来自2013年的那个梦境。而故事中很多情节和角色的原型，都深埋在马伯庸的童年记忆中。

马伯庸在内蒙古赤峰市出生，十几岁之前，他一直在赤峰生活。马伯庸在《草原动物园》的开头便说，赤峰对他而言，是一个充满乡愁和魔幻的童话。他“记得白云降落在草原上变成羊群，也记得孤狼和黄羊穿行于沙尘暴中的身影”，马伯庸说他无法判定这些携带着万物有灵气息的记忆，哪些是亲身经历，哪些是胡思乱想，又有哪些是古老时代的风吹入梦境。经验、想象和历史在这里融合。

书中写到赤峰马王庙里的方丈和和尚，其实是狼变的，马伯庸说这其实是来自赤峰的一个谚语，叫“马王庙的和尚——吃僧”。因为马王庙的和尚特别爱吃饭，后来赤峰人就会说贪嘴的小孩怎么跟个吃僧似的。这个吃僧被抓起来之后就跑了，他们跑的时候形象就像狼一样，而且那一年草原上闹狼灾特别严重，所以就有一个传言说那些和尚是狼变的。诸如此类的带着万物有灵气息的故事，在赤峰还有很多，它们深深融入包括马伯庸在内的赤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构成他们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马伯庸

【对话】

 这本书反映我真实的心路历程

记者：第一章写归化城的一个放电影的传教士，为何做这样的安排？因为从情节上来看，第一章与后面的联系似乎稍显松散。

马伯庸：其实开头电影的经历讲的就是我看到的这个传教士在呼和浩特的经历，因为这本小说我并不想处理得特别文学化，起承转合完全严密。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一个真实的心路历程，确实它和后面是有点割裂的，但我觉得这样更有历史味道吧。

记者：为什么是这几种动物？是不是刻意安排的，比如后面这几种动物和宗教信仰的关系以及人们对它的解释的段落？

马伯庸：没有，当时就怕刻意选。我看过《少年派》，也看过之前有一个英剧叫做《我们家的动物园》，我就怕选的这些动物特别有指向性，反而会让这个故事显得特别做作。所以我就没有多想，选了几种形体上比较特异，和草原离得比较远的，比如大象、狮子、蟒蛇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地方包括在内蒙古的草原上也看不到的动物。差异越大，冲击感越强。

但这些动物在当时的万牲园里是都有的，包括那个大象。大象其实是有原型的，当时动物园里两头大象，从印度过来的。一公一母，公的死的很早，母的吃了东西腹泻就死了。正好他们在北京生了一头小象，人们还教小象跳舞来取悦慈禧太后。但是后来怕小象发狂踩到人，所以它一直被关着，孤独而死，也挺可怜的。后来我查到资料就觉得可以把它带走。

记者：书中写到大象的时候是很有带入感的，是把大象当做主体来写的，而写其他动物的时候并没有这种感觉，是当做客体来描写的。

马伯庸：没错，因为这个大象是有原型的。很多事情也是通过大象和传教士交流。其他动物除了狮子以外就保持一个蒙昧、暧昧的状态。

记者：但是马后来又和人有关。

马伯庸：对，写到后来自然而言地会有一些简单的互动，包括马跟人，包括蛇跟反派。

记者：我觉得后来很有意思的是写到赤峰当地的人如何去解释这些动物，比如他们会把这些动物和佛教联系起来，说是他们的神兽。所以我在想是否刻意选择了这些动物，因此在后面它们可以被解读？

马伯庸：还真不是。是写到后来突然发现了这个很奇妙的巧合，我觉得这个巧合特别有意思。而且中国民间对于信仰会有一套自己的解读方式，任何的信仰进来都会被纳入这个体系里。

整个中国的种种信仰都是开放式的

记者：每一章的结尾都是“事就这样成了”。为什么要用这句话？这里的成指的是什么？因为小说的结局其实是动物园被毁了，传教士传教也没有成功，是一个世俗意义上的不成。

马伯庸：第一这个是《圣经》里的句子，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事就这样成了”。第二是从传教士本身来说，当然传教是失败了，但从广义来说，这本书探讨的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与和谐。事就这样成了不单指传教士本身，它指的是书里出现的所有人，包括赤峰城市本身，它在处理这些信仰之间的过程。而且事就这样成了在神学意义上并不代表事情就这样做完了，而是说这件事情现在开始持续下去，并不代表失败或者成功，而是代表你的追求已经完满了，达到了可以持续的状态。我觉得没必要做过多解释。

记者：所以在赤峰当地确实是很多种信仰力量交织的？

马伯庸：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比如我在书里写到的赤峰的马王庙，真实情况是它有三个庙，一个庙里供奉马王爷，一个庙供奉佛像，另一个供奉土地爷，中间是一个大香炉。你上香的时候，上完香拜哪个神就放到哪个庙去。有一次有人把香台打翻了，他就一直倒霉。但是倒霉归倒霉，他不知道是哪个神生气了。后来没办法只能三个都拜了一圈。所以赤峰有一个歇后语，叫“踢了马王庙的顶，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

其实不光是赤峰，整个中国都是种种信仰都是开放式的。我记得利玛窦在日记里说，中国人保持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天堂里得到救赎。这句话说的就是中国人对于神的概念属于什么神都可以来，佛教和道教的神可以坐在一起聊天，你信基督我信佛教咱俩也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冲突。我觉得这种状态是很好的，中国人的宗教观是很和平的，很值得探讨的。虽然说在这本书里传教士说他是来传教的，但其实他最终也是被纳入到赤峰这个信仰体系里头了。他被解释了。

记者：也有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宗教是实用主义的宗教？

马伯庸：对，它是实用主义的，它和神是平等的，他拜庙的时候会说如果我拜了庙，生了儿子，我来给你还愿，重塑金身。如果没生儿子，我就过来砸你的庙门。而且甚至在某些地方，求雨的时候是把龙王爷从龙王庙里拽出来打，打到下雨为止。

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人和神是平等的，人在许愿的时候会订立合同，违约条款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很功利的态度，这种功利的态度我并不觉得是一件坏事，只是他们对宗教理解的不一样。

历史幻想小说最好的状态是亦真亦幻

 记者：书中写到梦境以及宗教仪式以及寓言，比如萨满通过她的力量帮助传教士等等。这种在小说中真实和梦境交织的设定，可以让一些逻辑上无法得到解释的事情说得通，那么在小说中应该如何处理叙事逻辑和因梦境出现而被终止的逻辑之间的张力？ 

马伯庸：真正要追究的话，一个大象不可能长途跋涉从北京走到赤峰，原来我想了很多解决办法，后来还特意去问过一些专门研究动物的朋友。后来我觉得都没法解决，那就不解释了，因为这个并不是靠逻辑，主线还是靠传教士本身心理上的线索。

失去记忆走到赤峰这件事其实之前也发生过，我听到过的很多草原上的传说就是一个牧民迷路了，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莫名到了一个地方，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走过来的。当时很多种解释，有的是说草原上祖灵的长生天的保佑，有的说是这些有灵性的动物，比如马和鹿引导他们走的。我觉得保留一种神秘感，每个读者可能会有自己的解释。有信仰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神灵的力量，比较理性的人会觉得可能是一些精神状态。作为一个作品没必要解释那么清楚，大家自己去想就好了。

记者：上一个问题也牵涉到在这样的小说中如何处理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关系？

马伯庸：我觉得不要注意他们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模糊越好，最好的状态是让读者觉得你写得亦真亦幻。哪儿是真的，哪儿是幻想的完全分不出来。因为如果读者在读的时候就觉得这段是真的，这段是编的，这就没有必要看这本书了。所以作为文学作品，真实和幻想结合得越紧密，越浑然一体是最好的，读者自己在读的时候应该能体会到两者掺杂的魅力所在，而不是去推理、分析哪些是编的哪些不是。

记者：像你说的，真实和虚幻的界限应该是模糊的，但是基于某个背景的历史故事是否要符合特定的历史阶段？

马伯庸：在这方面我有两个原则，当我写一本和历史相关的书的时候，不管是历史奇幻，还是历史小说，第一个原则是真实事件不会改，就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发生了，不能改变这个过程。比如要写玄武门之变，不能说最后失败了，或者写诸葛亮北伐，不能说他最后成功了。

这本书里写万牲园在慈禧死后被变卖，这是一个历史事件，我可以不写这个事件，但我不能虚构说慈禧太后没死，万牲园没有被变卖。这些地方我会从细节上保证它的真实性。包括赤峰，赤峰当年在行政建制上十分特别，它是在两个蒙古王爷的领土之间，是一个独立的直隶州，归承德管。这个行政关系特别复杂，我当时查了很多资料才把这个关系搞清楚，但在这本书里我就提了一句话。

第二个原则是历史上真正的人物他们的选择和性格不能改。比如我写一本诸葛亮的书，我能否把诸葛亮写成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可以，没问题。因为历史有很多空隙，但是一定要有一个过程，诸葛亮经历了什么事情，从贪生怕死到幡然醒悟，决定开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能从头到尾都把诸葛亮写成是贪生怕死的，这就是扭曲历史，但是中间可以虚构，尽情地幻想，但是最终的落点一定是真实的。我觉得只要把握这两点，其他就可以进行下去。

记者：那在历史场景的细节营造方面呢，如何确定书中出现的物品和场景都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所有的？

马伯庸：从作者角度来说就是查资料。比如书里写的传教士在北京住的教堂，确实是在那个位置，现在教堂还在，而且教堂的造型就是书里所写的八角形的。包括当时管理他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如何给他们拨款，拨款之后的KPI考核，他们乘坐的交通工具，这些资料我都专门收集过。我在写第一稿的时候写传教士坐的是胶轮大车，那个是当时很高级的马车，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第一个胶轮马车进入中国是在宣统年间，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还没有这种马车，所以我就改成了花轱辘马车，就是用榆木做的。这些细节可能读者不会在意，但是我觉得这些细节还是要尽可能真实。真实之后自然会产生一种张力，把整个故事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