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天津4月4日电 题:他为何坚持十余年,做一件可能不被人理解的事?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宋瑞 郭方达
如何坚持十余年的时间,做一件可能不被人理解的事?作为天津市的一名遗体捐献宣传志愿者,赵永华用一部座机告诉我们,不漏下任何一通电话,就是他的秘诀。
一张小方桌上的队伍
赵永华的家位于天津市红桥区佳园北里小区,大小不到30平方米,一张床、一个圆桌、几把椅子和一个桌柜,将客厅挤得满满当当。
“第四届全国五好家庭”“天津市优秀志愿者”“天津市2017年度最美家庭”……家中的柜子和墙上满满都是各式各样的奖杯、奖状和锦旗。
74岁的赵永华揪了揪身上略显陈旧却依然整洁的衣服说:“好多都是遗体捐献者家属送的,能穿我就留着。”
客厅一隅的一张方桌是赵永华的“办公区域”,也是“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宣传服务小组”的“根据地”,经过多年的经营,这支由赵永华夫妇创立的公益队伍已有上百人的规模。
桌上最显眼的莫过于一部座机,按键上的号码有些磨损,握把上也尽是细密的划痕,但尽管款式老旧,却一尘不染。电话旁边摆放着30多个装满手写资料的文件夹。
赵永华戴上老花镜,在台灯下眯着眼翻找,从抽屉里取出几个颇有年代感的小本子,封皮上用透明胶贴着一张横格纸条,上面一笔一画地写着——《遗体捐献申请者名单册》,里面记录了自2004年起天津市各个区县、各个年龄层次的遗体捐献申请人。
“铃铃——”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赵永华赶忙放下手头的工作,详细解答起电话那头的疑问。“这是我建立的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服务热线,市民们会咨询我遗体捐献的申请流程。”赵永华说。
谈起天津市遗体捐献的申办流程,恐怕没几个人比赵永华更熟。“这都是我多年来跑出来的经验。”赵永华说。
一次偶然的坚持
1993年,赵永华夫妻二人双双下岗,一家六口人仅靠着每月400多元的下岗补贴过日子。
秉持着“乐乐呵呵是一天,别别扭扭也是一天”精神的赵永华夫妻俩,很快就从下岗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们在社区当志愿者,做卫生、搞绿化、维护社区秩序,每天都过得紧凑而充实。
1997年,报纸上一则国家宣传遗体捐献的文章吸引了赵永华夫妻俩的目光,俩人一合计,便萌生出捐献角膜和遗体的想法。
“那时大家都觉得遗体捐献是‘文化人’干的事儿,我一个初中文化水平的工人没那么高的‘觉悟’。”赵永华说,别人越是觉得他在闹着玩,他就越要用事实说话。
1998年,为了找到遗体接收单位,赵永华跑遍了市里大大小小的医院,却毫无进展。几经波折的他找到了天津医科大学。
“在学校里,我了解到天津医科大学老校长朱宪彝捐献遗体的事迹后,更加坚定了遗体捐献的念头。”他说,但是遗体捐献申请书上还必须有家属签字。
赵永华夫妻俩只能硬着头皮向子女们坦白。听到父母想捐献遗体,孩子们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觉得父母捐献遗体后,扫墓都没有个去处,再加上担心周围同事朋友指指点点,这事儿就暂时搁置下来。”
之后,赵永华夫妻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用4年时间做通儿女们的思想工作。2002年4月1日,赵永华夫妻俩完成了遗体捐献公证,成为天津市首例自愿申请遗体和眼角膜的“双捐”志愿者夫妻。
一段十余年的努力
想让更多人了解遗体捐献,赵永华把自家的电话号码登记为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服务热线。“热线开通后就没闲着,但最开始真正申请的却没几个。”他说。
“当时200元的公证费让大家犯难,怎么捐了遗体还要自掏腰包?”为了给遗体捐献者免除公证费,他天天像“串门”一样找相关部门争取。
2006年底,天津市发布了规定,捐献遗体、眼角膜者实行免费公证,赵永华终于解开了心结。
“档案不是死的,申请表入档后,依然要一直跟进。时常去申请人家里坐坐,既能掌握捐赠者的实时意愿,也是对他们的一种陪伴与尊重。”赵永华说。
自2002年起,已有2000多人通过赵永华创立的“天津市遗体捐献宣传帮办志愿小组”办理了遗体捐献登记手续。
在蓟州区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803名遗体捐献者的名字镌刻在“奉献碑”上,其中三分之一的名字赵永华都熟悉。
天津医科大学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面向社会接收无偿捐献遗体用于医学教学使用,累计接收797例,其中2018年接收遗体捐献86例,公众对遗体捐献工作的认知度不断增强。
天津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张平说,有了像赵永华这样的遗体捐献宣传员,遗体捐献的来源更加充足。
“为了对遗体捐献者表示尊重,自2002年天津医科大学设立生命意义展室,每逢新生入校都在这里要上一堂特殊的课。”张平说。
根据天津市红十字会提供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天津市实现遗体捐献827例,实现人体器官捐献908例,角膜捐献456例。仅今年第一季度,成功实现器官捐献93例、遗体捐献30例。
“在我看来,遗体捐献对医学事业和人类发展都有贡献。这是了不起的事,是大爱大善。社会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做下去。”赵永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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