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要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有效防范风险，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原标题：治理成本高 修复缺标准 再利用成困局

　　土地污染顽疾让村民吃住难安

　　近日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提出，要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突出重点区域、行业和污染物，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有效防范风险，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不过，我国首次开展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结果表明，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总体不容乐观，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探访重金属污染土壤示范修复区发现，土壤污染治理成本高、标准不统一、再利用较难等问题正成为我国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拦路虎”，亟待国家有关部门进一步创新机制完善政策，大力整治，打好土壤污染防治“攻坚战”。

　　66亩地治理花费407万元：

　　“种一辈子玉米都回不了本”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车河镇骆马村红星屯的一条小溪边，41岁的村民陆启善戴着草帽、手持锄头与母亲在玉米地里除草施肥。记者看到，10几公分高的玉米苗颜色发黄，显得柔弱、细小，锄头触地发出“梆梆”的声响，附近还有一些地块裸露着……

　　“溪水被矿山污染，雨季淹上来导致土壤被污染。我家地里种庄稼半死不活，种玉米也结不出棒子，一家人的口粮都成了问题。”陆启善回忆起过去依然苦涩。

　　被誉为“有色金属之乡”“中国锡都”的南丹县是珠江流域支流刁江发源地，也是全国重要的多金属群生富矿区。陆启善所在的村屯附近曾有几十家选矿点。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排以及尾砂随意堆放，造成了土壤中砷、铅汞的含量超标，地里长不出庄稼，陆启善和很多村民都因此陷入贫困。

　　2011年2月，国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将南丹县列为全国重金属污染重点防控区之一。同年8月，该县启动系列污染治理修复项目，红星屯治理项目是大厂铜坑河道重金属污染治理与环境修复工程的重要内容。

　　“资金和技术是土壤污染修复的最大门槛。”南丹县环保局有关负责人说，红星屯项目治理面积约66亩，主要包括河道清淤、砌筑河堤、挖运土方及污染地块整治等。“该段治理工程审计结算价格是407万元，除以66亩，大概每亩投入6.1万多元。”有农民感慨：“种一辈子玉米都回不了本。”

　　“大部分资金花在了河道清淤和砌筑河堤上。” 这位负责人对记者说，受污染土壤主要采取客土覆盖法治理，回填一层厚约50厘米的非污染土壤，从而达到治理目的。

　　治理过程也是一波三折。

　　“地如果还能种，我们也不愿意交给政府治理，因为确实不能种了，才交给政府治理。整个治理过程不让村民参与。”陆启善说，刚开始回填的新土并不好，板结得厉害，种不了庄稼，村民一度意见很大，村干部多次协调才解决。

　　历经3年多的治理，铜坑小溪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受污染土壤也达到项目验收标准，然后把土地交给群众耕作。 陆启善说，现在他家里3亩地种上了玉米，还有一点水稻。玉米亩产500斤左右，按目前市场价1元/斤，年收入大概1500元。

　　但污染造成的阴影还笼罩在村民的心头。“修复后的土壤肥力依然很‘瘦’，种庄稼产量不高。”陆启善说，虽然溪里有小鱼，岸边能见到青苔，但村民们还是不敢用溪水灌溉，也不敢给牲畜喝。期盼政府规划建设水渠能快点动工，引来山泉水心里才踏实。

　　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厅重金属处处长韦杰宏说，全区重度和中度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面积分别约占全国的10%和9.6%，治理修复资金缺口巨大。一些工程措施治理重度污染农田成本达3万元/亩，当地难以支撑配套资金，建议国家对土壤重点污染地区适度倾斜，并出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治理的激励政策和措施。同时，要加大土壤污染防治技术的基础研究，降低处置成本。

　　还有基层干部反映，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治理修复需要休耕，国家层面应给予适当补贴。

　　修复标准未明：

　　“治到什么程度”谁说了算

　　土壤污染的危害虽不及大气污染、水污染显性，但污染一旦形成几乎不可逆，且将进入食物链中循环，用“隐形杀手”形容毫不为过。我国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作在国际上起步虽晚，但近10年来，一些先试先行的修复区也取得了初步成果，部分农用地重新有了绿意。土壤污染治理“治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达标呢？这样的困惑萦绕在很多土壤污染修复先试先行区。

　　山东晋煤明升达化工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宁阳县，前身是一家化肥厂，至今已生产50年。由于早期技术瓶颈，企业常年生产合成氨存在的渗漏造成了场地污染，砷和苯类物质含量超标。

　　“2013年起我们开始筹划迁移至当地化工工业园区。原有场地全部纳入城区规划，将来变更为商住开发用地。”企业工作人员王宁介绍，考虑到遗留污染问题，企业在2015年进行了污染调查，并上报上级部门立项审批。

　　在已完全封闭起来的一期工程地块，《经济参考报》记者看到，治理前后的污染土壤用肉眼看上去几无差别，但治理后的土壤种上草苗可正常生长，种上草苗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土壤可以生长植物。

　　这一工地现场被划分为污染土壤采挖区、土壤暂存区、修复作业区、养护检测区等。“采挖污染土壤在暂存区采集数据后再运输至修复作业区进行复检和预处理，通过大型自动设备均匀添加修复药剂，经过20天到30天控制条件堆放养护，每过48小时采样监测污染物含量，未达标的土壤返回设备重新处理，达标土壤按批次运输回填。”企业安全总监李卫东向记者介绍。

　　但是，修复后可以长草的土地就是安全的吗？土壤修复的标准值到底是如何确定的？企业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一个相当“烧脑”的土壤修复目标确定过程。

　　由于未来用地类型已经确定，企业根据风险报告结果，将报告计算所得土壤修复风险控制值与《场地土壤环境风险评价筛选值》住宅用地方式下的土壤环境风险筛选值、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A级标准、《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指导值》（二次征求意见稿）中住宅敏感用地方式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进行对比，综合对比单一污染物的目标修复值。

　　风险控制值、风险筛选指导值、评价筛选值、目标修复值……多个专业术语名称让人难以分辨。这家企业遇到的是我国目前土壤修复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修复标准未明。

　　“土壤修复治理到什么程度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真空’问题。现在有土壤污染防控的标准，有土壤污染的判定标准，有修复治理的技术标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治理到什么程度即为达标的标准。过去有些治理是过度治理和不充分治理，这都是有问题的。”青岛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院长王凯荣说。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使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数值，也丝毫没有阻挡现如今各种土壤修复工程实施的顺利完成。

　　记者采访发现，土壤污染修复的实践中，多是由甲方建设单位委托专家进行评审，根据污染状况和修复后的不同用途评定一个健康风险安全系数，倒推出具体的土壤污染极限值。

　　“用这一方法，评估采用的筛选因子和筛选值具有不确定性，将会导致修复值差别较大。业内人士建议，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适用于不同用地的修复标准体系，指导土壤修复工作开展。”山东省环保厅固废土壤处处长吴松民认为。

　　“有关部门应该尽快根据土壤下一步利用方式来确定治理的标准，不同的用地方式、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都会影响修复的标准，也就是不能完全按照国家的标准，必须出台地方标准。”王凯荣表示。

　　企业治理污染遇尴尬：

　　“垃圾堆里淘金”犯了难

　　从环境污染治理的客观需求上看，中国土壤修复市场潜力巨大。而修复后的土地如何利用，近年来也成为诸多土壤污染修复示范区的关注焦点。

　　江西嘉禾落羽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企业。2012年底，企业负责人朱斌来到江西贵溪，打算利用这里修复好的1000亩污染地种植耐受型苗木。

　　上世纪80年代，贵溪市九牛岗一带集中了数家大中型企业，因受早期生产技术制约而排放的“三废”累积，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附近村民的地里，开始还有收成，后来渐渐卖不到种子钱，最后土壤板结到寸草不生。

　　九牛岗土壤修复项目2010年被列入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示范项目。当地政府在督促企业降低生产过程中“三废”排放的同时，对重灾区村民实施了整体搬迁，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负责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并引进相关企业合理利用修复后土地。

　　根据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的采样分析，这里土壤中铜、镉等重金属超标，其中重度污染面积2075.6亩，中度污染面积271.7亩，轻度污染面积692.9亩。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周静介绍，九牛岗土壤修复项目率先在全国提出了分级治理、“边修复、边生产、边收益”的模式，将污染土壤分为3类，制定不同的修复标准：重度污染区改变种植结构，实现植被盖度达85%以上；中度污染区考虑一定的经济价值，种植纤维、观赏或经济林木等植物；轻度污染区修复后，实现水稻等粮食作物达到食用标准。

　　朱斌的企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当地政府签下了协议。根据协议，企业承包下中度污染区1000亩土地的10年经营权；其中，前5年免租，后5年政府和企业各承担一半租金。

　　“我们看中的是这里的土地免租政策，想在‘垃圾堆’上‘淘金’，预计5年回报。”朱斌说，如今他十分后悔这一决策，有种“青蛙掉水井”的感受，15年都难回报。

　　朱斌告诉记者，落羽杉是一种适应性很强、抗污染的造林绿化树种，能够在污染地上生长，但生长速度却远低于预估。“外面三年胸径能增长6公分，这里六年才增长7公分。我们栽种的虽然是精品树种，但因为种植在污染地上，树的品相被生生降低了一个等级。”

　　苗木的生长周期几乎被翻倍，出圃时间也随之延长，这对于流动资金并不充裕的苗木企业来说是一种打击。“至今已累计投资近两千万元，主要是采购树苗和人工费方面。”

　　朱斌介绍说，这里环境有一定污染，树苗的成活率不高。“除了落羽杉，我们当时还种了广玉兰，最开始有2700棵，现在只剩下30来棵。先后补过三次苗，仅补苗的直接损失就在400万元左右。目前苗木出圃获利只有40万元左右。”

　　逐年增长的人工费也成为企业的负担。比如请农民种树除草，第一年是70元一天，如今要130元一天。朱斌向记者展示了若干张农民工资欠条，均需要在今年底前还清，累计金额逾十万元。

　　同时，记者也注意到，在江西嘉禾落羽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银行账目上，截至今年4月底，企业账户结余仅为42673元。

　　“我们找过林业、环保等部门，答复是没有相应的补贴政策。因苗木属于流动资产，土地也是租赁的，企业不能从银行贷到款。”朱斌说，自己很担心撑不到下一批苗木出圃。因为从今年开始，企业要承担一半的地租费用，按亩产稻谷的市值来计算。

　　贵溪市环保局局长黄贵凤对此也很无奈。“土壤污染治理的国家补贴基本集中在修复环节，农艺管理环节无法计算受益情况，从而无法补助。”黄贵凤建议，在补贴政策上适当引导，帮助土壤污染治理市场形成“谁贡献谁受益”的良性循环。（记者 袁慧晶 何伟 王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