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脱贫攻坚一线干部见闻
“无比艰巨，无比光荣。一生中从未有过如此刻骨铭心的经历。”贵州赤水市委书记况顺航说出的这句话，代表了许许多多日夜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上的干部的心声。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一个多月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贵州、陕西、青海等10个脱贫攻坚重点省区市调研了解到，广大扶贫干部攻坚克难，带领群众盖房子、闯路子、收票子，脱贫成效显著。在这一过程中，干部作风沉下来了，干群关系更密切了。不仅群众脱了贫，干部思想能力也脱了“贫”。
同时，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对一线扶贫干部的履职尽责能力和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考验。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黄茂营乡南窑村驻村第一书记吕远成（右一）在与村民交流 彭源摄/ 本刊
干部好作风回来了，压力也很大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去跑大豆种子了，这事耽误不起啊。好在6吨种子今天都解决了。”约定采访时间几经改变，《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终于见到了青海省海东市乐都区李家乡山庄村第一书记阎三财。
然而，刚进行不久的采访又被一个电话打断：山庄村对口帮扶单位帮扶的化肥到了，他要赶回去给村民分发化肥。“本想今天还能回家住一晚……”阎三财苦笑着说，“这几年最苦恼的事，就是很少有时间陪孩子，顾不上家里的事。”
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历时一个多月的走访调研中，类似的场景并不鲜见。
扶贫干部郭飞长期下乡，经常三四个月回不了一趟家。父母很不理解：“你们扶贫办有那么忙吗，光往别人家跑，自己家都不要了？”
“爸爸调任后，我给他打电话他常常不接，有时打回来匆匆说两声就挂断，经常晚上十点多还没回来，家里重担全部压到妈妈身上。”这是陕西省旬邑县扶贫办主任燕志敏的儿子对父亲的印象。
扶贫干部张飞汇总编写的扶贫材料堆起来有一人高，忙起来也是有家难回。
在扶贫一线调研，本刊记者感受到了干部们的“苦”，不光是苦于工作忙碌、苦于任务艰巨，更多是苦于不能兼顾工作和家庭，对家人心怀愧疚。
2016年5月，青海省湟中县李家山镇党委书记赵明辉的妻子遭遇车祸去世，儿子6月份参加高考。面对家里这么大的变故，赵明辉匆匆处理完妻子后事后，没有请假休假，又投入到了紧张的扶贫工作中。
“脱贫攻坚是硬任务，基层干部不敢休假，再苦都得坚持下去。”李家山镇镇长杜军说。
为了帮助贫困户尽快脱贫，从中央到省、市、县、乡镇各部门选派大量优秀干部到贫困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成立工作队。工作队队员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都说“党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在陕西省旬邑县马栏镇前义阳村，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村广播室内局促地摆着两张床。这里是扶贫干部黄哲和同事的住所。
床头摆着工作日志、贫困户信息等资料和一些治疗感冒、高血压的药，还有一个装着日常换洗衣服的箱子，就是黄哲在村里的全部家当。一周五天住在村里，忙起来十天半月不回家是常事，只有回家时才能洗上一次澡。
黄哲是咸阳师范学院后勤处主任，现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这里的群众为革命作了很大的贡献，对党的感情很深。我们必须传承先辈精神，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黄哲说。
“过去有些干部像臊子面上的韭菜叶子，浮在水面上。”95岁的原关中分区老红军杨宏畴说，“现在他们访贫问苦，家家户户都去看，大大小小的事都关心，这才像我们党的干部。”
越来越多的扶贫干部将驻村从要求变为自觉。“现在驻村驻出亲戚了。扶贫干部走在村里，狗都不乱叫。”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水井村第一书记王泽勇说。
贵州石阡县委书记皮贵怀说，县里要求驻村干部必须吃住在贫困户家，交伙食费和住宿费。“扶贫干部要把贫困群众当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帮扶。”
墙上贴着脱贫攻坚作战图；有些女同志背着年幼的孩子加班加点；有些扶贫干部通宵达旦地工作……《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大多数扶贫干部具有极强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跟当地群众一道苦一道干，冲刺脱贫攻坚战。
“我参加工作27年来，除了3天婚假外，再没休过假。”青海湟中县委书记李晓舸说，很多乡镇干部和贫困户待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陪伴家人的时间。
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牺牲在岗位上的扶贫一线干部已经有100多人，更多干部轻伤不下火线。四川屏山县碾米村党支部书记文忠珍身患重病，仍坚持在一线组织聚居点建设，只为了让贫困户尽早搬进新居。
位于黔西北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海拔高、沟壑深，目前还有13.44万贫困人口。“条件异常艰苦，对人是极大的挑战。”在威宁挂职副书记的贵州省委办公厅综合处处长谢斌说，“为了群众脱贫，我们不怕流汗珠子，也不怕流血珠子。”
吉林省磐石市烟筒山镇大黑山村驻村第一书记阚阅（右）在了解大黑山村肉牛饲养情况 张楠摄/ 本刊
忘了时间，曾半夜跑去敲门做工作
贫困是块“硬骨头”，“啃下来”要有干劲、有韧劲。“扶贫一线干部辛苦指数非常高，像一根绷得很紧的弹簧。”况顺航这样形容基层干部的工作常态。他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市里一名扶贫干部因为工作太忙，忘了时间，曾半夜两三点跑去敲贫困户的门做工作。
“5+2”“白+黑”“周六保证不休息、周日休息不保证”成为了受访基层扶贫干部最正常的作息方式。“为了迎接脱贫摘帽考核，白天暗访，晚上开会，像高考一样天天做卷子，模拟第三方评估。”贵州省一位基层区委书记说，“就连做梦都在做扶贫工作。”
啃下贫困“硬骨头”，还要有办法。在全国扶贫一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发现，不仅要“输血”，更要“造血”，已经成为干部的共识。
在旬邑县长舌头村，村民原来主要种植玉米、小麦，仅够自己吃和喂养牲畜。近年来，村子在陕西中医药大学帮扶下积极发展中药种植产业。本刊记者在村头田地里看到了大量的连翘苗。“去年第一年采，一亩地净赚2000元左右。”村支部书记吕存兴说，“今年种了1500多亩，贫困户今年有望全部脱贫。”
陕西驻村干部袁亚宁盘活村里废弃的装饰花厂，优先招录贫困户，每人每月工资近2000元。装饰花还可以外包，让贫困户在家里做，“只要愿意干，脱贫没问题。”双腿残疾的左进军，父母70多岁，女儿读初中，现在他靠做装饰花一个月能赚1800多元，“以前别人养活我，现在我能养活家里人。”左进军说。
在贵州省台江县台盘乡阳芳村，扶贫干部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乡村农业旅游。在一些农家乐庄园里，本刊记者看到西红柿、小南瓜已经挂果，长势喜人。台盘乡党委书记王志清充满信心地说，“通过务工、分红收入等方式，农业旅游将让所有贫困户受惠，将来还会有更大收益。”
56岁的达吉住在西藏林芝地区米林县萨玉村，20多岁时发现患有神经纤维瘤，因病致贫，家里7口人住在只有50多平方米、用篱笆和石头砌成的房子里。在干部帮扶下，达吉家建起了250平方米的房子，还开起了小卖店，加上打理8亩种植着青稞和小麦的田地，已经实现人均年收入超过4000元。
吉林省四平市铁东区在每个村建立光伏发电站，联网发电每年带来固定收入30万元左右，作为为贫困户兜底和村级扶贫基金的积累。同时，铁东区谋划发展采摘农业和乡村旅游，为脱贫后群众生活作长远打算。
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地少物薄，是国家级贫困县。“区里建起了滑雪场，部分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到雪场上班，月工资在3000元以上。”区委书记王彪说，崇礼区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将集体资源和扶贫基金入股分红，帮助贫困户获得稳定、可持续收入。
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海嘎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波（前左二）向海嘎村彝族村民宣讲十九大精神 刘续摄/ 本刊
干部能力“脱了贫”，也有个别人力不从心
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国各地、各层级部门的大批干部下沉到基层、深入到一线，开展群众工作。
“脱贫攻坚使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困难群众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也锻炼培养了一批干部。”况顺航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个过程很艰难，也很充实。”
“有些年轻干部没有基层工作经历，不会说群众话，不会做群众工作。在脱贫攻坚一线摸爬滚打一圈后，说话‘土’了，感情‘真’了，处理基层复杂问题的能力明显提高了。”福建安溪县委组织部部长史思泉说。
“脱贫攻坚不仅是脱群众的贫，也把干部思想上的贫、能力上的贫脱了。”中组部在贵州台江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赵凯明说。
脱贫攻坚给贫困地区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扶贫干部以身作则的带动下，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形成广大干部群众同心勠力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底庙镇东牛村驻村第一书记王超驻村期满后，村民集体联名书写“请愿书”，挽留他继续驻村。本刊记者跟随他到贫困户家走访，家家户户都热情地倒茶相迎。“王书记好着呢，和我们跟一家人似的。”贫困户万亚峰说。
“以前有些干部走在街上会被群众戳脊梁骨，现在大家都会招呼喝水小坐。”贵州福泉市仙桥乡党委书记杨时江说，“干部的宗旨意识在回归，群众认可度提高了，干部的荣誉感也回来了。”
不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个多月的一线调研中也发现，一方面，扶贫干部的思想、能力在脱贫攻坚一线得到了锤炼提升，但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处于高强度、重压力的工作状态下，也有部分干部出现了力不从心或被动应付的问题。一线扶贫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也对干部履职尽责提出了新考验。
例如，在调研中记者发现，形式主义有抬头趋势。面对繁重的考核压力，一些基层干部出现了消极应付、出工不出力，工作上重形式、走过场而不重视实际效果的问题；一些干部不愿下基层，不愿担责任，个别的甚至“宁愿不进步也不下基层”。
“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当前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将扶贫工作任务层层分解下压，乡镇一级政府承担的责任大，基层普遍存在“过劳工作”情况。
福建一位街道党工委书记说，每名干部往往承担着上级多个职能部门的多项工作任务，同一时段收到多个工作指示，难免出现工作完成质量不高的情况。
“资源往上走，任务往下走，这也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主观能动性不足。”青海一位县委书记这样说。
陕西省富县张村驿镇榆树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文妮（右一）在村民的承包地里查看苹果树长势 邵瑞摄/ 本刊
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扶贫干部鼓劲
基层扶贫干部也有烦恼，“有些时候基层工作是1:9，一个人在干，九个人在安排；一个人在做，九个人在督查。”贵州一位基层街道党工委书记这样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诉说。
“名目繁多的脱贫考核指标，让扶贫一线干部倍感压力。”贵州一位地市领导说，乡镇干部还要承担环保、维稳、安全生产等几十项“一票否决”工作事项，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存在想作为却怕担责的矛盾心理。
在贵州省，本刊记者了解到，一位干部到乡镇工作只有8个月时间，已经被有关部门问责了3次；一个乡镇9个干部，则被问责了7人。
问责让干部守规矩，干净干事，但不恰当的问责也会带来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问题。“在本身工作任务繁重、压力巨大的情况下，上级部门再简单地以‘问责处分’推动工作，基层干部就不敢做事了。”福建一位基层干部直言。
扶贫工作会议多、督导检查多，也让一线干部疲于应付。一位在基层挂职的干部说，在基层，“以会议落实会议”“以会议代替工作”问题仍然存在。“督查越多，基层干部越不敢干。”一位基层干部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作为镇党委书记，保守估算，她一周至少要接待三拨督导、检查。
此外，部分基层扶贫干部认为，当前考核体系过于重视过程记录，尚缺少对群众是否真正脱贫的考量，有待进一步科学化完善。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的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一线扶贫干部的精神状态和队伍建设，直接关系脱贫攻坚的质量和进度。应通过改进和减少重复考核、完善督查机制、落实轮休和带薪休假制度等措施，严管与厚爱并重，为扶贫一线干部减负释压、加油鼓劲。（记者丨王丽 沈汝发 骆晓飞 丛峰 张军 李钧德 姚湜 沈洋 岳德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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