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内生动力,完善产业扶持,补齐人才短板,克服作风隐疾,形成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勠力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脱贫攻坚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冲刺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全国多个省市基层一线调研了解到,当前扶贫工作中,仍然存在贫困户内生动力不足、地区产业发展不够、项目规划论证不够、干部配备面临“人才短板”等问题。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扶贫工作中形式主义有所抬头,导致基层迎检压力较大、出现“资金趴窝”、债务风险有所加重等问题。受访基层干部群众建议,进一步对症施策,啃下扶贫工作中的“硬骨头”,打败“拦路虎”,加快带动群众脱贫。
▲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依托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优势,大力发展特色黑糯种植产业,带动山区群众增收脱贫 石峰摄
脱贫先治“懒”
位于太行山深处的河北涉县水溢河村,四面环山,沟壑纵横,千百年来全村1400多口人靠着1200多亩旱地为生,贫困户就有25个,一直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村民大多收入无几、靠外出打工维生。
脱贫致富的“考题”始终困扰着祖祖辈辈的水溢河人,2016年,涉县供销合作社精准扶贫工作队入驻水溢河村。工作队队长高玉峰介绍,“贫困户有的是文化水平低打不了工,有的疾病残弱做不了活,也有的人是因为懒,不想干活。”
为让水溢河村稳定脱贫,涉县供销合作社“量身定做”产业脱贫计划。高玉峰到山东、山西等地学习考察,引进适合当地种植的富硒红薯、蓝莓、树莓等特色农作物品种,建起了50亩种植基地,除实行股权分红,还优先安排贫困户到地里干活挣工资。
“虽然产业放在了家门口,但个别贫困户就是‘请不动’。”高玉峰说。例如,村里一名67岁的贫困户,早年因为游手好闲妻子离他而去,后来一直打光棍。“隔几天他就给我们打电话,家里没电了,没米了,伸手就要。地里给他安排的活儿也不多,拔拔草、整整地,每天20元轻松到手,可他就是不乐意去,过一天算一天。”
高玉峰说,“类似的贫困户还有几个。给的东西再多,自己不努力,总有一天也会坐吃山空。”他建议,上级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扶贫政策,根据贫困户的脱贫自主性、参与劳动积极性等方面,做到有所区分、奖惩分明,“脱贫必须治懒”。
另一方面,记者调研发现,部分贫困户实现脱贫过度依赖政府帮扶,存在一定“等靠要”思想。贵州省铜仁市“大龙·石阡”跨区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服务工作组负责人陈盛广说,“很多贫困户在大山里待久了,主动致富的思路和门路都偏少。”
为此,不少地方将产业扶贫作为脱贫之基、致富之源。在湖北省咸宁市,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各级有关部门突出特色产业发展和帮扶实效,扶贫产业在带动贫困群众广泛参与、促进贫困群众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咸宁市扶贫办统计,今年上半年,累计下拨产业扶贫资金7.2亿元,落实产业扶贫项目571个,立足咸宁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发展形成茶叶、油茶、楠竹、水产、湘莲、蔬菜等12个扶贫支柱产业。咸宁市192个贫困村共培育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798个,实现了合作组织贫困村全覆盖。
革命老区湖北红安县地处大别山区,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曾一度高达11万,产业与就业问题相对突出,成为攻坚重点。红安县扶贫办明确提出:确保每户贫困户有2个以上收入来源。
由于大多数贫困户发展产业能力较弱,红安县一方面争取和用足国家政策,为贫困户创造“被动收入”,同时通过奖补等方式,鼓励贫困户主动增收。三年来,红安县已成功引进农业项目155个,新建现代农业示范园区120多个,带动数万户贫困户脱贫,户均增收8000元。
同时,为了帮助贫困户“提神”,不少地方张贴有针对性的标语和宣传口号。记者在湖北调研发现,“国家政策好,我们更要加油干”“积极发展产业,脱贫动力不竭”“扶贫不能靠等,关键自己要干”等接地气的宣传鼓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等靠要”风气有所减少。
花好钱 立好人
在西部山区某乡镇,按照当地水利方面“十三五”规划,将建设一座兼顾饮用、灌溉的水库;按照交通方面规划,一条快速公路将穿过水库所在区域。且水库、公路都已投入一定建设资金,无论修改哪个规划,都会造成浪费。
记者调研发现,贫困地区发展迫切需要项目带动,但部分扶贫项目缺乏科学论证规划,实际执行困难。一些项目立项主导部门不同,甚至互相“打架”,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浪费。
此外,在部分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出现“资金趴窝”怪象。一位贫困县县委书记介绍,扶贫项目点多面广,但报账程序繁琐,有时为了赶进度,不得不“先建再补”。而扶贫资金往往是跟踪审计、封闭运行,一些账目短时间内无法报销。
对此,部分受访县级融资平台公司负责人表示压力很大,特别是一些需要地方资金配套且地方资金占大头的扶贫项目,启动难度较大,无形中加重地方债务。
基层干部群众建议,尽快完善扶贫项目规划的调整备案规定,加强部门间协调统筹,提高项目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在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使用程序,确保扶贫资金“好钢用在刀刃上”。
除去项目实施方面面临的难题,贫困地区人才匮乏问题突出,有经济头脑、愿意带头的“能人”资源十分短缺,直接制约脱贫进程及效果。
“全县300多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约八成无法正常运转,有的存活一两年就解体了。”贵州一位县农业局农经站站长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接市场、具备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
为此,多地积极开展探索。例如在贵州,当地省科技厅成立科技扶贫专项资金,每年拨款2000万元用于重点资助20个极贫乡镇开展产业脱贫攻坚工作。围绕极贫乡镇产业需求,以选派对口的科技特派员作为技术中坚力量,有针对性地为企业、合作社、种养大户引进转化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开展农村信息化服务,推广“公司+合作社+科技人员+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多种模式,解决贫困村因发展人才匮乏而导致产业发展缓慢的难题,带动地方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
保护好干实事的扶贫干部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在有的地方,脱贫攻坚的最后阶段出现了重问责、轻奖励的苗头。多位受访基层扶贫干部反映,档案检查、干部座谈、贫困户走访,基本每周都要迎接不同形式的检查,有些检查流于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迎检负担”。
在中部、西部调研时,有受访扶贫干部对记者说,一些检查由第三方机构实施。但由于这些机构对当地实际情况了解不深入,脱贫验收时或按照文件规定的条条框框执行,或片面听取贫困户的意见,为此而受处分的干部是“流汗又流泪”。
还有的检查仅以贫困户的满意程度为标准,使得少数人产生“我是贫困户我怕谁”的心态,一线扶贫干部为了取得满意度而迎合贫困户,不能将扶贫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河北、贵州等地干部群众建议,扶贫检查要讲究方法,还得“有度”,不能落入形式主义“怪圈”。脱贫攻坚要高压也需减负,要问责也需激励,有必要将工作和检查重心转移到干实事、见实效上来。
在适当减压的同时,建立完善基层干部容错机制和奖励机制,最大程度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扶贫创造性,是记者在调研中最频繁听到的呼声。
当前,由于基层扶贫工作内容越来越细、要求越来越高,村支两委干部几乎全脱产地投入其中,但每月报酬仅在2000元左右,远低于其外出务工收入。再加上部分干部因为本领恐慌、自身调节适应能力差等原因提出辞职,由此导致的扶贫干部队伍“人才短板”问题,亟需予以重视。
受访基层干群建议,建立根据任职的地理位置、服务年限、岗位责任等因素浮动的基层干部待遇调整机制,加强干部能力培训和心理疏导,为一线扶贫干部的思想能力“脱贫”,从而带动形成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勠力脱贫攻坚的良好势头。
(记者 梁建强 白明山 向定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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