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跻身健康初等发达国家 健康现代化如何实现

　　中科院报告称，中国已跻身健康初等发达国家

　　健康现代化如何实现

　　9月16日，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在北京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7：健康现代化研究》（下称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健康现代化水平在世界131个国家中排名第59位，是健康初等发达国家。

　　根据报告，中国健康现代化至少应包括健康生活现代化、健康服务现代化、健康环境现代化和健康治理现代化。那么，什么是健康现代化？中国的健康现代化面临什么机遇和挑战？

　　未来升级概率较高

　　健康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人们生活质量的生理基础，更是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

　　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分析，18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其中，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以生活质量为中心。“2014年，约有20多个国家已经进入第二次现代化，100多个国家处于第一次现代化。”

　　“具体来看，健康现代化至少包括健康生活、健康服务、健康环境和健康治理等方面的现代化。”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雷表示，健康生活现代化指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的整体性，强调综合身体、精神、道德和社会适应性等多个维度测量健康。健康服务现代化主要涉及健康医护、公共健康、健康保险、健康人力资源和健康基础设施等方面。健康环境现代化主要包括健康生态环境、健康社会环境以及健康国际合作等。健康治理现代化包含健康科技、健康用品、健康产业和健康监管等方面。

　　根据这些特征指标，这份报告首次完成了2000年——2014年世界健康现代化评价。报告使用截至2014年的数据，对131个国家进行了健康现代化评价。根据报告，瑞典等25个国家是健康发达国家，俄罗斯等23个国家是健康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等33个国家是健康初等发达国家，肯尼亚等51个国家是健康欠发达国家。其中，中国在131个国家中排名第59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位置。

　　“我们通过计算健康现代化的国家地位转移概率发现，中国升级概率比较高，前景很好。”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叶青表示，在2000年——2014年间，初等发达国家升级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概率为22%，是中等发达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概率的两倍多。

　　成绩巨大挑战不少

　　报告还显示，在统计数据比较齐全的45个健康现代化指标中，中国有18个指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例如，20世纪70年代后，中国人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就已经开始超过世界平均值。

　　其中，8个指标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5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指标分别是新生儿低体重的比例、少女生育率、传染性疾病等致死的比重、儿童DPT免疫接种率、专业人员接生比例。3个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指标分别是育龄妇女贫血发生率、清洁饮水普及率，以及孕妇产前检查比例。

　　“例如，中国儿童DPT免疫接种率和儿童麻疹免疫接种率到2014年达到99%，儿童DPT免疫接种率已是世界平均值的1.15倍。”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西君介绍，在公共健康方面的成绩，和中国在公共免疫接种方面几十年来的持续投入有关。

　　当然，中国健康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也不少。例如，2015年护士和助产士比例约为2.4‰，发达国家平均为11.3‰，约为中国的3.8倍；PM2.5年均浓度为57.2微克/立方米，高收入国家平均值为16.3微克/立方米，是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2.5倍，等等。

　　叶青认为，虽然从1990年以来中国健康现代化水平在持续提高，但由于起步较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

　　打造“健康高铁工程”

　　报告建议，中国健康现代化建设可借鉴中国高铁的发展经验，采用“系统升级、四轮驱动”的发展战略，重点实施“健康高铁工程”。

　　“‘健康高铁工程’是高速运行的、信息时代的、整合型国民健康体系的一个‘形象化说法’。”何传启表示，像中国铁路系统从工业时代的“普通铁路”升级为信息时代的“高速铁路”一样，中国卫生系统也需要转型升级，从工业时代分立的医疗卫生系统和医疗保险系统，向信息时代整合型分工合作制国民健康体系转型升级。

　　根据报告，“健康高铁工程”包括物理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和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平台体系和主干线路体系建设3个方面。其中，物理基础设施建设是“硬件设施”，包括健康场所、公共卫生设施、医护机构等。信息和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是“软件设施”，包括健康生活指南、健康服务指南、健康大数据、健康大平台等。服务平台体系由中央和地区医学高等院校负责研制和维护，主干线路体系建设则通过设立设立健康快车和健康专列来实现。

　　专家们表示，实施好“健康高铁工程”，是加速中国健康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需要政府多部门的协作，完善健康治理体制，提高健康体系监管能力和卫生行政执法能力，还要进一步增加公共健康投入占健康支出的比例。”何传启说。（彭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