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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日本人的暗杀并非毫无准备 为何还是被害了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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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0-14 13:49:11

核心提示:张作霖不大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手,但多年在风口浪尖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多疑谨慎的性格。对多次逃过暗杀的张作霖来说,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徐彻,原题:《张作霖生命中的最后旅程:日本人嫁祸蒋介石》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奉天皇姑屯车站附近的三洞桥被炸身亡。事件发生后,各种说法纷至沓来。有人说,是蒋介石派人下的手;有人说,是日本人干的;近年来,又冒出一种更新奇的说法,说张作霖被炸是前苏联克格勃的杰作。那么,张作霖到底死于何人之手?被炸之前他毫无警觉和防备吗?让我们拂去历史尘埃,看看炸车案前后都发生过什么事。

张作霖并非一无所知毫无戒备

1928年,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兵锋直指北京。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为避其锋芒,于6月2日,通电宣布退出北京,返回奉天。

 

 

 

就在此时,有消息传来,说日本人欲在张作霖回奉的路上对他下手。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也发来加急电报,报说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戒严,阻止行人通行,好像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请张作霖严加戒备或绕道归奉。

张作霖不大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手,但多年在风口浪尖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多疑谨慎的性格。对多次逃过暗杀的张作霖来说,这种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张作霖曾打算坐汽车回奉,取道古北口出关。但那时的公路坎坷不平,有的地方还没有公路,再加上汽车速度也不快,从北京到奉天,得走好几天。饱受颠簸不说,路上多山高林密之处,也难保安全。况且,仅凭一些传言,堂堂的陆海军大元帅就吓得连火车也不敢坐,未免让人笑话。所以,与众亲信商议之后,张作霖决定还是坐火车。当时,张作相率部驻扎在北京至山海关一线,张作相担保这一段绝不会发生意外。留守奉天的吴俊升也拍着胸脯说,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的安全由他负责,保证不会发生意外。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安全应该没有问题。

纵然有军队护驾,张作霖还是十分小心。他一再更改回奉的具体时间。原来宣布6月1日出京,京奉铁路的专车已经开进北京车站升火待发,但张作霖又宣布于2日启程。

6月2日下午7时,一列长长的车队来到北京前门东站,可登上火车的人中却没有张作霖,只有他的五夫人及仆役人等。

6月3日凌晨1时10分,张作霖及其全体随行人员,抵达前门东站。张作霖身着大元帅服,腰佩短剑,精神抖擞,踏上月台。月台上送行的人山人海。来送行的有北京元老、社会名流、商界代表,以及外国使节。张学良、总参议杨宇霆、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北京警备司令鲍毓麟等也到车站欢送。

张作霖的最后一顿晚餐

1时15分,张作霖的专列缓缓驶离北京。随车同行的有前国务总理靳云鹏、国务总理潘复、东北元老莫德惠、总参谋长于国翰、财政总长阎泽溥、教育总长刘哲等高级官员,还有日本顾问町野武马、仪峨诚也。另有张作霖的六夫人马岳清及三公子张学曾、随身医官杜泽先等。

张作霖所乘的是第10节车。这是慈禧太后当年专用的花车,后经改造,外部呈蓝色,人称蓝钢车。车厢内设备先进,豪华舒适,有大客厅一间、卧房一间,另有沙发座椅、麻将桌等。

6时30分,列车到达天津,停车后,靳云鹏、潘复等下车。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也在此站下车,据称是与潘复去德州见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留下的《斋藤日记》披露,町野武马其实是日本安插在张作霖身边的间谍,他一直参与是否让张作霖“多活几天”的讨论,而且对刺杀张作霖的计划已有耳闻。

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前国务总理靳云鹏本来是要陪同张作霖回奉的。但到天津站时,靳云鹏的副官上车报告说,日本领事馆派人送信,今晚9点种,靳云鹏的好友板西利八郎由日本到天津,有要事相商,请他立即回府。靳云鹏只好下车,回到天津的家中。可是在家等了一夜,板西利八郎也没露面。心里正纳闷时,接到电报,得知张作霖被炸。靳云鹏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领事馆送的是假信,免得他和张作霖一同被炸死。

前交通总长常荫槐在天津站上车,陪张作霖回奉天。

下午4时,专车抵达山海关。餐车开饭,据张作霖身边的厨师朴丰田回忆,他和厨师赵连璧精心地做了6个菜、一道汤,菜是肉丝烧茄子、炖豆角、榨菜炒肉、干煎黄花鱼、菠菜烹虾段、辣子鸡丁,外加小白菜汤。马夫人说:“明天的早饭就得到家吃了。”张作霖边漱口边说道:“在火车上吃啥也不香,觉也睡不好。”没想到这是张作霖最后的晚餐。

吃过晚餐,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就上车了。他是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来迎接张作霖的。两人闲聊了一会儿,张作霖便同莫德惠、常荫槐、刘哲开始玩麻将。车到新民站时,天已微明,玩麻将的人散去休息。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势”。6月4日晨,专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实业总长张景惠等在此迎候,张景惠告诉张作霖,家人和其余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今老北站)等候。张景惠上车同行,但没有和张作霖坐一个车厢。

出皇姑屯车站不远就是老道口,继之是三洞桥。三洞桥是日本人经营的南满铁路和中国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上边设有日本人的岗楼,老道口在日本人的警戒线内。

两声惊天巨响死20人伤53人

专车重又启动,张作霖坐的那节车厢,当时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校尉处长温守善。早晨有些微凉,吴俊升关切地问张作霖:“天有点凉,要不要加件衣服?”张作霖看了看手表,已是5点多了,便答道:“算了,马上要到了!”说话间,专车驶过三洞桥。就在这时,突然听见两声巨响,眼前顿时烟腾火窜,飞沙走石。车厢有的脱轨,有的起火。张作霖所乘的车厢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三四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头部飞进一颗大道钉,当即死亡。温守善受了伤,但不重,他急忙爬起来到张作霖的跟前,只见张作霖躺在地上,咽喉处有一个很深的窟窿,满身是血,人还有气。温守善用一个大绸子手绢把张作霖的伤口堵上,然后和张学曾一起,把张作霖抬到急急赶来的齐恩铭的汽车上。副官王宪武抱着张作霖横卧在车上,张学曾和随身医官杜泽先一边一个护着,车以最快的速度向大帅府驶去。

车进了帅府东院,众人把张作霖抬到小青楼一楼的会客厅里,杜泽先紧急进行抢救。随后,小河沿盛京施医院的英国大夫也赶来参与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张作霖于当日上午9时去世,年仅54岁。

同车的莫德惠头部受伤,实业总长张景惠颈部受伤,教育总长刘哲、总参谋长于国翰也被炸伤。后经英文《时事新报》记者披露,此次事件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这就是张作霖被炸死的具体经过,炸车时间是1928年6月4日凌晨5时23分,史称“皇姑屯事件”。

随行的日籍顾问仪峨诚也面部及手腕受轻伤。关东军认为:“为国家前途,牺牲一个仪峨来爆炸列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调查结果表明日本人作案嫌疑最大

爆炸后,日本人为掩盖罪行,装模作样地提出中日双方共同调查。调查结果,双方的结论分歧很大。日本人认为,这次事件“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的炸弹”造成的。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关庚泽反驳说:“爆炸如此猛烈,绝非人力所能投掷。”6月10日,日本人找到关庚泽,拿出一份日文报告,内称这次爆炸是南方派来的便衣队所为,要他签名盖章联合发表,遭到关庚泽的拒绝:“在调查时,我曾声明,既然双方意见分歧,大可不必写共同调查书!”日本人威胁说:“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关庚泽大怒而起:“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6月11日,日本人又到交涉署,要求签字,又被中国方面拒绝。

6月5日,奉天兵工厂派俄国工程师罗米托夫和达尔尼两位专家,由关庚泽等陪同,再一次进行现场测察,并拍下现场照片10张。调查后,俄国专家分析:炸药埋设两处,其一处是在桥洞南侧石垛上方与上边铁桥脚连接处,另一处,在中间桥洞之副桥北端,而且肯定炸药是“由铁桥上面安置的”,也就是说,是在日本人守备的南满铁路线上安放的。

据关庚泽的报告称:张作霖专列共20节。被炸车厢在中部,即第9-12节。第9节车厢上部及门窗,均被石块、枕木所毁,后部尤重。第10节大包车,是张作霖、吴俊升等所乘,车身几乎全被毁坏,仅剩前门框,后部车轮脱落向右倾斜,并有火烧痕迹。第11节是饭车,破坏最重,所有机轮都已损坏,又遭火焚。第12节车厢为睡车,前部损坏较重,也遭火焚。这一切都说明,日本人准确地掌握并操控了爆炸时间。

 

 

 

河本自述:我炸死了张作霖

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是设计暗杀张作霖的直接凶手之一。这一历史谜案,直到20年后才由事件的参与者东宫铁男供述出来。炸车时,东宫铁男上尉担任奉天独立守备大队中队长,驻守案发地三洞桥附近。他接受河本的指示,负责炸车的技术工作,因此,他洞悉整个事件的内幕。后来,河本又口述了他策划阴谋刺杀张作霖的更多内幕情况,由历史学者笔之于书,才使事件的全貌大白于天下。

河本大作自述,为了准确掌握张作霖返奉的时间,河本派竹下和田中两个参谋,赴京监视张作霖。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一出发,竹下就向河本发来密电,报告了火车的预定行程。随后,河本电令石野芳男大尉到山海关,神田泰之助到新民屯,让他们报告火车到达和启动的具体时间。

在三洞桥等待张作霖的是一个必死阵,关东军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工作6个小时,将120公斤黄色炸药,分装在30个麻袋内,装置在铁路交叉点桥墩上面的两处地方。为了保证爆炸成功,他们设置了两道爆炸装置。同时,在桥墩500米外的瞭望台上设有电线按钮,以控制触发爆炸。

张作霖的专车驶到三洞桥时,因即将进站,列车已减速,时速十公里左右。东宫铁男看见张作霖所坐的蓝钢车进入爆炸地点,便按下了按钮,当时设置两个按钮,东宫按的没响,另一人随即按响。河本大作描述:“爆炸声响,烟火腾空而起,看这情形,我以为张作霖连骨头都炸没了……”

日本人嫁祸蒋介石

为了逃脱罪责,日本人策划了一个嫁祸蒋介石的阴谋。

5月27日,河本在关东军司令部邀见日本浪人安达隆盛。要他找3名中国人。安达转托中国退伍军人刘戴明,以2万元成交,事后结账,先付刘戴明1000元。刘戴明觅得3名吸毒的无业游民,这3人一个叫查大明,另两个叫吴贵生、张文才。安达给他们每人50元钱,带他们到日本附属地的澡堂洗了澡,换上新衣服,好吃好喝供着,但不许出门。6月4日凌晨1时,安达把3人带到三洞桥,查大明见势不妙,趁黑逃走。日本兵刺杀了吴张两个人,并在他们身上塞进表明与南方有关系的信件等物。

6月4日早8时,中日双方共同调查时,日本人有意误导中方调查人员说:“桥洞以南数十丈处,有便衣队二人,被守备队刺杀,请同往勘验。”大家跟着日本人向南走,果然发现有两具男尸。搜检衣袋,查出密信二封”。调查人员当场打开一封信,是私人信件。又打开另一封信,有红格宣纸制成的信纸两页,已破碎不全。在信纸红格上部,横书“国民军关东招抚使用笺”。右边直书“革命尚未成功”,左边直书“同志犹须努力”。日本人据此认定,这两个人肯定是蒋介石派来的南方便衣队。

6月12日,日本陆军省发表了一个声明:“……4日凌晨3点钟左右,有3个形迹可疑的中国人想爬上满铁线的堤上。我监视兵走近问他们是谁,他们却要投炸弹。于是我士兵遂刺杀其中两个人,一个逃走。检查中国人的尸体结果,发现两颗炸弹和两封信。其中一封是私收,一封是国民军关东招抚使书信的断片。由这些,可以断定他们是南方便衣队队员无疑。”

但是,纸总是包不住火的。令日本人感到非常难堪的事情发生了,那个逃跑的查大明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张作霖被炸后,查大明听日本人宣传说是“南方便衣队”投弹炸了张作霖,再一看那两具死尸的照片,认出正是自己的两个伙伴。他马上意识到危险,就跑到了奉天监狱。

查大明向典狱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我们3人在南满站做小工,因吸食大烟,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没有审问。先给我们剃头洗澡,然后换上我穿着的这身新衣服和新鞋,并且给我们吃好的,喝好的。住了好几天以后,昨天半夜忽然把我们3个叫了起来,带到南满铁桥地点,对我们说,你们随便走吧!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可是我准知道日本小鬼子没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兵,一语未发,用枪刺向头先的两人就扎。我一看不好,撒腿飞跑,拼命逃进城来。”典狱长听罢,感到事关重大,立即报告上级。至此,奉天当局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所谓“南方便衣队”完全是日本人嫁祸于人。

另一个参与此事的刘戴明也没得好下场,事后向安达要钱时,被安达骗到旅顺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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