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称与蒋介石打仗是“玻璃杯里押宝”

核心提示：文中第一句话就说：“毛泽东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

本文摘自：《党史纵览》2017年7期，作者：路福贵，原题：《尘封七十年的红军破译英雄邹毕兆》

在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军就已经拥有了一支“制信息权”的无线电侦察部队。他们能破译敌人当时的密电码，掌握敌人最高层、最直接、最核心机密，为红军成长壮大和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

2016年10月，笔者应湖南城步县的邀请，再次重走长征路，追忆红军老英雄。我爬上湘桂边界老山界，造访老红军邹毕兆后代，看到邹毕兆的照片、勋章和亲撰的回忆录。鲜活的事实和我历史深处的记忆融合后，我惊奇地发现，长征时任军委二局破译科副科长的邹毕兆，就是我党我军隐蔽战线的一位传奇式英雄。

制造“玻璃杯”的红军英雄

早在1949年10月，我就认识了带领我们南下的时任湖南邵阳军分区第一任司令员的邹毕兆。当时，我是中共邵阳县委秘书处的干事，曾经给他送过机密文件，随他参加剿匪，听过他的报告。1961年，邹毕兆转业到地方任中共邵阳地委副书记，我则被调到邵阳地委任常委秘书。3年后，我调任邵阳县委副书记，邹毕兆经常来检查指导工作。我在邵阳30年，却很少听他说起自己的英雄事迹。邹毕兆是全国政协委员，我是在抄写干部登记表时，才知道他竟然是荣获三等红星奖章的红军英雄！我隐约听说，这里蕴含着一个震撼天地的故事：红军有了“秘密武器”——破译敌人密电码！但是，具体内容却因为当年保密原因而不便多问。直到50年后的2016年，我看到邹毕兆写的万言回忆录，才得知详情。

邹毕兆回忆录写于1988年，题目叫《玻璃杯》。文中第一句话就说：“毛泽东说：‘和蒋介石打仗，我们是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这个玻璃杯就是破译敌人密码工作。”

而邹毕兆就是红军“制造玻璃杯”的“破译三杰”之一。1930年，15岁的邹毕兆参加红军，任红三军团七师组织干事。17岁时被层层推选参加总部无线电训练班。因为他读过私塾，记忆力强，摩尔斯明码背诵如流，并且有股永不服输的劲头，当年就成为红军报务员中的佼佼者。

1932年10月，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二局在福建建宁成立，这是我军第一个无线电侦察单位。11月16日，局长曾希圣和报务员曹祥仁破解了敌军第一个密电码，这是红军无线电技术侦察发展的里程碑，中央军委通令嘉奖，并指示进一步加强工作。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立即打电话给曾希圣，以“送一个好脑袋”名义推荐三军团优秀报务员鄒毕兆到二局。1932年12月，邹毕兆调到二局后，很快就大展才华。他不仅无线电报务能力突出，而且学会了破译敌人密电码。邹毕兆回忆：“我是参加曾希圣局长、曹祥仁他们破密码，因而得到经验和启发，进而能够独立破密码。”党史专家伍星说：“邹毕兆调入总部侦察台，在当班报务之余，积极学习，努力钻研破译技术，入门很快，并成为破译工作的行家里手，到1932年底，二局已破译敌军各类密码20本。”从此以后，中央红军对敌军所有密电都能破译。邹毕兆豪气干云地说：“蒋介石的首脑机关和凡配有电台的师旅以上的司令部，他们干什么，只要通过电报，我们也就知道什么！”1933年4月至10月，中央将二局分成两部分，曾希圣、曹祥仁仍留前方。后方二局由钱壮飞（我党著名的“龙潭三杰”之一）任局长，邹毕兆被调到后方二局负责破译。邹毕兆的加入，使得中革军委无线电侦技工作的局面很快打开，连续破译敌军密电，平均两天破译一个，由中革军委二局转发全国各个苏区，取得实战胜利成效。

1933年7月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和中革军委决定为在革命斗争中“极有功勋”的红军官兵颁发红星奖章。历史资料显示，红星奖章的颁发只有3次：1933年建军节、1934年建军节和1935年7月，共计颁发166枚。一等奖章获得者为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级领导人；百余名二、三等红星奖章受奖者，多是红军初创时期的著名将领和战斗英雄。而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中央军委二局，也受到最高奖赏。邹毕兆回忆：“1934年‘八一节，中央军委对全军有功人员颁发红星奖章。曾希圣局长获二等红星奖章，破译科长曹祥仁和我获三等红星奖章（邹毕兆奖章号码79号）。由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到二局颁发，并在会上讲话。他们对二局工作给以高度评价，鼓励我们把情报工作做得更好，还亲自动员说唱，讲故事，热闹到了深夜。”伍星评价说：“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个红星奖章获得者是中央红军第一代密码破译专家，是中央红军当之无愧的‘破译三杰！”

粉碎蒋介石第四次“围剿”

1930年冬到1931年秋，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连续打破敌人3次“围剿”，中央苏区扩展到28个县，250万人口。但是，1931年1月，王明等取得了中央领导地位后推行了一整套不切合实际的错误路线，毛泽东受到错误批判，被取消了军队领导权。而恰在此时，1933年1月，蒋介石气势汹汹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他亲自兼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调动50万大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企图将红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而中央红军此时兵力只有7万人。但是，虽然毛泽东人不在，其军事指导思想在。而朱德、周恩来等指挥者，又能够从实际出发，采取机动果断措施；同时，更重要的是，由于毛、朱、周对无线电技术侦察的重视，红军已经能够全部破译敌军密电，取得了一面倒的“制信息权”。因而，第四次反“围剿”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邹毕兆在回忆录中说：1933年1月，红军由黎川向金溪北进，看准了孤立于黄狮渡的敌人，将该敌第五师十三旅消灭，活捉旅长周士达，威胁抚州。蒋介石派吴奇伟九十师由抚州进到浒湾，向金溪北进犯。总司令部决心歼灭该敌。我军部队1月8日拂晓出发，但是吴奇伟几时前进的电报尚未收到。天大亮了，红军各部尚在原地待命。大概8点过后，才收到吴奇伟师出发前进的电报。我们破译科立即破译出来。有了这个电报，红军各部便分头向指定的阵地开进。吴奇伟的铁军第九十师，遭红军痛击，损失惨重，狼狈败回。红军得胜后，紧接着回军进攻南丰。在红军攻城时，蒋介石调动大军分3路企图断我后路。对此，朱德、周恩来根据我们破译的敌军密电，准确地判断出敌军意图。当机立断，毅然采取退却，实行诱敌深入作战方针，以一部兵力继续佯攻南丰，将主力部队从南丰撤围待机打援。敌人增援南丰的主力2个师，仍从乐安经太平圩、登仙桥向南丰挺进。2月26日，敌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分左右两路行军，中间是一座高山，两边山峦叠嶂，林木茂密，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将红军分成左右2个纵队预先埋伏在黄陂大山中。27日拂晓，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将敌五十二师拦腰切成数段，全歼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毙命。与此同时，右翼纵队猛虎般地冲下山来，全歼了敌五十九师4个团，而且生俘其师长陈时骥。蒋介石仍不甘心，再以2个师，从中路再向广昌前进。我军又于3月21日在草台冈将陈诚的王牌第十一师基本歼灭。就这样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

险些活捉蒋介石

邹毕兆回忆说：“我们制造的大玻璃杯，把这位委员长也扣在里面。蒋介石变成了我们日日夜夜控制着的杯中人主角。蒋介石到死也不知道他的密电全部为共产党破译了。真可谓，虚空者心安，不悟者无恨。”

邹毕兆回忆：“‘围剿军总指挥陈诚听到第十一师被歼的消息，急得吐血。蒋介石也十分痛心，在给陈诚的手谕中说：‘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遭到惨败后，还打肿脸充胖子。他亲自来到崇仁陈诚的中路军指挥部视察。我们从破译的敌人电报中，确悉蒋介石定于日间取水路回南昌。聊以观山景水色，‘示形败而不馁。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立即指派了截击的部队。崇仁的河，水不大，容易截击。后来敌人电报说，蒋介石临时改乘汽车，侥幸地走脱了。”

对我军破译了敌人的全部密电，不仅蒋介石不知道，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一直蒙在鼓里。1933年，红军在登仙桥附近一举消灭了国民党2个师，国民党名将李默庵心情低落，就给在上海的夫人用密码发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后来，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周恩来在西安见到李默庵说：“你的诗写得不错。”并念出了其上述两句。李默庵非常吃惊。

绝地逢生，四渡赤水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胜利结束。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为革命带来了生机。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向贵州土城推进，准备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1月28日清晨，在土城与刘湘的川军发生激战。由于当时对敌情判断不准，原计划歼敌3个团。可是越打越多，敌人实际是8个团。红军伤亡不小，朱德亲自挥枪上阵，干部团也被派上了前线。

这次对敌情判断不准，是由于军委二局对最新遭遇的四川军阀电台还没有来得及布控。这些川军电台使用的密码，不仅是“自编本”，还是复杂的“来去本”。当时二局组成人员是：局长曾希圣、副局长钱壮飞；一科（破译）科长曹祥仁、副科长邹毕兆；二科（校译）科长李作鹏；三科（侦收）科长胡立教，有侦察电台6部、技术人员30多人。由于战事紧急，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3人彻夜工作，突击破译。二局侦收科贺俊侦回忆说：“贺俊侦负责侦听，邹毕兆当即破译密电。”邹毕兆回忆：“郭勋祺旅是新接触到的。只能在战斗中边收报边破译。经过通宵达旦的工作，也就破译出来了。”这才把敌情完全弄清：红军周围已布满了敌军，仅仅剩下一个东南方的口子还没合拢。中央收到二局准确情报后，立即改变作战计划，西渡赤水河，跳出了重围。这是红军的一次生死之战，在二局破译敌人密码之后，才睁眼看到十面埋伏、万丈深渊，让红军绝地逢生。

避实就虚，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1935年2月18日，毛泽东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由于黔北敌人兵力空虚，红军又知己知彼，于是胜仗一个连着一个。红军先克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消灭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主力。

邹毕兆说：根据二局破译密电，红军发现中央军吴奇伟纵队的2个师已经孤军深入到遵义之南。毛泽东立即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战机，中革军委于2月28日零时发出作战命令：“一、三军团应不顾一切疲劳，坚决猛追该敌。”在追击中，二局在关键时期又破译密码，侦察到吴奇伟的军指挥部设在遵义东边的忠庄铺，只有一个团的兵力警戒。毛泽东当机立断，派出第一军团从水师坝杀过去。吴奇伟吓得屁滚尿流，带着一个团溃逃。他和军部几个人逃过了乌江，立刻把浮桥砍断，让随行一个团的1800多官兵成了红军的俘虏。总之，二渡赤水后，中央军委根据二局破译密电，“在敌情非常严重的情况下，5日之内，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假传圣旨”，避免一场大血战

1935年3月21日，红军主力欲南渡乌江。当日，二局截获国民党军的密电：周浑元、吴奇伟2个纵队6个师的部队正由茅台地区向金沙方向前进，距红军只有30公里的路程，一天就能赶到。同时，在乌江南岸20余公里处，也有国民党军3个师的兵力。而红军要安全渡江，至少需要3天时间。敌我双方如无一方改变行动时间和方向，很可能会重演如湘江战役那样的血战局面。

深夜，在沙土的紅军总指挥部里灯火通明，中革军委在一起研究对策。曾希圣提出一个妙计，就是利用红军掌握的国民党军的口令及密正码和电文格式，冒充正在贵阳的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电，命令他们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从而将敌这两部主力调开。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听后拍案叫绝，肯定这个方法可行。假电报发出后，周浑元、吴奇伟部果然“遵命”向偏离红军渡江地点的方向前进，红军由此争取了3天时间，渡过乌江，避免了一场不利的血战。中央红军全部南渡乌江，就此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合围圈。据邹毕兆当年对二局破译科记录：在贵州省破译敌人密码达180本，平均每天2.7本。毛泽东说：“二局就是红军的科学千里眼、顺风耳。”

“再借东风”，顺利渡过金沙江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进入云南。蒋介石派飞机侦察，发现红军有北上可能，立即命令国民党军队“星夜兼程围追堵截”。其中，国民党第十三师距离红军后卫部队只有一天半的路程。中央军委吕黎平回忆：1935年5月4日，军委总司令部在云南的皎平渡渡口一个山洞内，军委二局又破译敌人密电，得知国民党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孤军深入尾追我军，便向蒋介石谎报，在其前进的方向上，没有发现共军的形迹。毛泽东据此密电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矛盾，赢得四五天时间。他用红铅笔指着地图，对几个参谋说：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渡江。于是，在5月5日电令因无船不能渡江的红一、三军团沿小道兼程向皎平渡汇集，部队按时赶到，依次渡江，于5月9日到达北岸。当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于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被烧毁。

毛泽东点名随身带走的红军英雄

红军跳出敌人包围圈后，踏上北上抗日之路。邹毕兆回忆：“过草地到巴西时，军委二局住在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约在9月9日黄昏时，叶参谋长通知我们立即回中央军委驻地，并要曾希圣、曹祥仁和我先走，二局单位随后赶来。我们到军委驻地时首先见到彭德怀军团长，他见我们来到高兴极了，像是松了口气。这时才知道张国焘擅自命令红军返回，再过草地南下，中央决定率第一、第三军团继续北上。气氛很紧张，部队正在加强戒备，以备万一。”

中央军委二局报务员钱江回忆更详细：“9月9日，前敌总指挥部领导我们工作的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来到二局，通知曾希圣局长，说毛主席指示要二局随同中央立即北上，应秘密做好出发准备；同时要他和曹祥仁、邹毕兆3个同志立即到三军团驻地去，并且告诉留下的同志迅速准备，待命行动。他特别强调绝对保守秘密。我们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10日凌晨，按照预定计划大家迅速行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驻地，就地停止待命。这时才见叶参谋长一个人牵了马从我们来路走过来，见了我们就开玩笑说：‘我开小差来！（后来听说那晚上他的马未卸鞍，走的时候连警卫员都未告诉，是只身牵着马出来的）。我们也笑着向叶参谋长说：‘我们是开大差来！不久天大亮了，二局的队伍带到集合的地方，见到曾局长、曹祥仁、邹毕兆正在焦急地等待我们。不久彭老总来了，毛主席也来了。他们看到二局的同志很高兴，都笑着问好。毛主席当时对集合在那里的全体直属机关同志讲了话，强调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当时空气是很紧张的，但是毛主席镇定自若，说完后我们立即上路。11日，到了俄界，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在党中央和红军最危急的时刻，毛泽东都念念不忘军委二局，尤其是3位破译密电的英雄。由此可见无线电侦察破译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为西北革命大本营奠基礼做好情报保障

1935年10月19日，军委二局随军委纵队到达陕北吴起镇，立即投入了对国民党西北“剿共”总司令部电台和“围剿”军各部电台的侦察。邹毕兆回忆：“各個军阀部队的密电编码水平比蒋介石嫡系差距很大。”11月4日，军委二局破译敌人密电，敌五十七军4个师和六十七军的1个师，分别由甘肃合水和陕西富县两个方向对进，妄图围歼红军于葫芦河以北地区。他们的行踪，每天都在二局监视之下。20日10时，毛泽东、彭德怀下达作战命令：“21日歼敌一〇九师于直罗镇。”21日拂晓，红一、红十五军团协同对直罗镇之敌一〇九师发起猛烈进攻，全歼该敌。翌日凌晨，又破译敌人密码，得悉敌一〇六师、一一一师、一〇八师的态势。23日，红军主力转入打援，再歼敌人1个团。直罗镇战役，红军共歼灭敌军1个师另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以下官兵1000余人，俘敌5367人，缴获长短枪3522支，轻机枪167挺，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

1936年12月，中革军委决定红二、红四方面军技术侦察情报部门集中到军委机关所在地保安，并入中革军委二局。邹毕兆被提拔为军委二局破译科长。邹毕兆在隐蔽战线的历史功绩，再次被党中央以组织形式落实。

邹毕兆曾详细记录了中央红军破译工作成果，取名为《心血的贡献》。1942年3月，邹毕兆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将《心血的贡献》交由二局局长曹祥仁保管。3年后，曹祥仁又将其转交给接任的彭富九保存。这本《心血的贡献》已经成为历史文物，成为我军技侦部门档案馆的“镇馆之宝”。邹毕兆回忆：“从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的6年多时间内，军委二局共破译蒋、湘、粤、川、桂、黔、滇、马鸿逵、张学良等中央军和地方军的各种密码达1050多个，全部破译成功。而我们红军的密电，却没有一个被敌军破译！”

军委二局和邹毕兆的不朽功绩，必将永垂史册。